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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走，对父亲来说是个很大的矛盾……

解放之后，我们国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变，父亲是一个无心政治的人，对于政治他有一种天然的反感。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跟我们说：“政治，我不懂。”我们都觉得很奇怪，觉得政治没有什么不好懂的，不就是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嘛，当时我们无法了解他，还觉得他落后，跟不上时代。

在解放前夕，曾经有人把飞机票送到父亲手上，请他带着我们全家到台湾去。父亲跟朱光潜商量，认为个人怎么样无所谓，但是为了下一代能够在新的环境下生活，应该留下来。商量之后，他们都决定留下来不走。但是不走，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矛盾。因为就在当时，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文章《斥反动文艺》，把父亲划到“自觉的反动派”里面，说他是“桃红色的”。这篇文章在解放前夕被北大的学生刷成大字报贴在红楼的五四广场上。我们当时喜欢看热闹，经常到那里去，觉得那里的文章写得很痛快。忽然在文章中看到了父亲的名字，回到家就傻乎乎地跟父亲说了：“广场上还说到你呢，《斥反动文艺》，郭沫若的文章，刷成大字报贴在那里！”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知道自己过去虽然并没有靠向国民党，但是在新的情况下他很可能还是不能被容忍的，因为他是个要求独立的人。在写作上，他要求有绝对的自由，那时的他已经在考虑在新的环境下是否还能有继续写作的可能性。

后来，他的思想一下子就紊乱了，不止一次地想自杀。他先后两次自杀都没有成功，第一次是触电，后来又割脉，受了很大的伤。于是父亲被送到了精神病院。出院之后自然无法再在北大上课。当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就是当初在北大创办博物馆系的韩寿楦，对于父亲有较深的了解，就把他请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了。在这之前，父亲曾经被派到革命大学去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思想改造。

所以父亲正式的单位是历史博物馆，后来在故宫则是属于顾问性质的，包括他在后来搞丝绸、搞服饰，跟故宫都没有什么关联。跟父亲一起到历史博物馆的，还有十多个大学教授，他们后来都陆陆续续地走了。父亲到了历史博物馆之后，觉得自己不是专业出身，需要学很多东西，所以就花了很大的精力去读相关的书，花更多的精力去看实物。后来又到展览厅给观众做讲解，写说明卡片。历史博物馆当时在午门上面，门外有两个廊，过去是大臣们等待皇帝上朝的地方，父亲当时就在那里办公。实际上，他很少待在办公室，而是每天都爬到午门的城楼上面

有人觉得一个大学教授跑去展览室做讲解员太委屈了，为他感到难受。但是他自己觉得倒没有什么，也不觉得委屈。

在给人无私的帮助这方面，他让我们这些一心“为人民服务”的都无法理解……

在三反五反的时候，父亲被派去检查登记琉璃厂古玩店库房里的大量文物。在这个过程中，父亲接触到了大量的文物，他自己说当时看到了“几十万件东西”，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知识。这些知识再加上后来多年的工作积累，就成了他以后能够做服饰研究的基础。　txt小说上传分享

沈从文：身处文坛之外（3）

父亲做服饰研究的方法，是从材料、花纹的发展，以及各种级别的人所用装饰的不同，考辨流源，我们觉得他的工作是索然无味的，有些专业的用语和字都要查字典才能认出，但是父亲却做得津津有味。对于他所做的工作，父亲一再说只是“资料”、“研究的资料”，而不是“服饰史”。后来中央工艺美院在编写教材的时候，父亲一一过目陶瓷、漆器、丝绸等方面的教材，然后在打印出的草稿上密密麻麻地写上很多修改意见。另外，景德镇在建立陶瓷博物馆的时候，父亲也提出了很多意见。我们解放后受到的教育基本上是“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这一套，对于这些政治口号，父亲怎么也喊不出来。但是在给人无私的帮助这方面，他让我们这些一心“为人民服务”的都无法理解：你自己辛辛苦苦地搞了半天，就这么轻易送人了？后来随着岁月的变更，我才发现，我曾经嘲笑父亲不懂政治，其实，我们也不懂。

父亲住在一个小学的教室里面，漏雨漏得一塌糊涂

1969年，林彪的“一号令”下达之后，老弱病残都要到第三线去。我们全家人只有我一个人留在了北京，母亲在干校联队里，每天下地干活。父亲则作为老弱病残被安排在距离母亲二十里外的村子里面，一个人过日子。

当时我在单位请了假送他到湖北咸宁，把家中的家具等东西也一并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