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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站要出租车，打算收款之后用汽车往回运，两个地方都说眼下车忙派不出，王倬问什么时候有车，回答都是不知道。王倬一边在沙发上坐着，一边用眼梢瞄着每一个进门的人。要是来送款的，就去接款，要是来警察，王倬决定就先上楼，再找机会从旁门溜。后来王倬干脆就闭目养神，管他妈警察不警察！胜者为侯败为贼，是侯是贼由他去。就这么一直等到7点。

7点，转门里转进两个人，一个30来岁，男的，一个年轻，女的，都是干部模样，他们走向总服务台，向服务员打听“西藏工委赵全一”。王倬向他们后边和门外边都看了看，看来不是诱捕的，王倬心里说，二位，你们真是认真负责的好同志，叫你们这时候送来，就准时送来。看看没问题，王倬扯扯衣服走上前说：“二位同志找西藏的赵全一同志么？”那男的问：“您是哪个单位的？”王倬说，“我就是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款子带来了吗？”王倬说着掏出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印章的介绍信，他们看后，就抬进来两个麻袋，说：“全在这儿啦。”王倬又给了他们一个收条，同他们握握手，还说：“辛苦了，谢谢！”

他们走后，王倬把麻袋拖到西边便门旁，好家伙，死沉死沉的，要是别的肯定拖不动，可这全是钞票呀！两个麻袋就这么一拖就拖过来了！到存衣处找到娃娃脸姑娘取来大衣，拿大衣把两个麻袋盖上，然后又给出租汽车站打电话要车，还是没有。王倬问还得等多少时间，对方回答“说不准，你爱等多少时候就等多少时候”，王倬说我是国务院的，对方回答：“你是国务院的，国务院有的是车，跟我们这儿添什么乱？”王倬心里着急起来，怕这么一来二去让人家起疑，于是来到前厅的邮亭买了一张《北京晚报》，一边假装悠闲自得地看晚报，一边挖空心思想法门儿。没汽车，找三轮儿，邮亭里有个年轻妇女，高个儿，王倬说，“劳驾您给照看一下，这里全是重要文件。”那妇女说：“没问题，您尽管放心。”王倬走出民族饭店，到大街上找三轮儿。找来找去好不容易才找来一辆，那小子瞧王倬有急事，一张嘴就是三块。王倬忽然领悟到：不能要车！三轮儿不能要，汽车也不能要。他们把麻袋这么一拉，就等于把自己的行踪告诉了他们，等以后公安局破案，好揭发。于是，王倬到民族宫礼堂前取了自行车，骑过来放在民族饭店东台阶下。进大厅一看，邮亭那位妇女还对王倬说：“您回来啦？文件在这儿呢。”两麻袋保管完好。王倬先把小一点的那个从东边便门搬出来，然后又去搬大个的，搬到门口时，一个40多岁的服务员还给王倬帮忙，替王倬推开了门。王倬用带来的绳子把两个麻袋对嘴拴好，架到车座上。这时，下班的高峰期已过，街上的行人不多了，王倬推车过了西单剧场，进入西单北大街，到西四往东拐，路过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门口，然后直奔后海李广桥胡同，在路上总共用了1个小时零4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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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倬的回忆（3）

到家后，王倬把自行车放在窗脚，先到母亲屋里喝水，母亲问王倬哪儿去了，王倬说开会去了，等到10点半，估摸母亲、孩子们都睡了，王倬悄悄把两个麻袋搬到北房西屋，把大部分票子装进自己那个黑铁皮箱子，剩下还有十来捆，王倬就搁在铺上，用包袱皮包上。这时候王倬母亲进来了，王倬说妈您还没睡？她问王倬：“深更半夜的你鼓捣什么呢？”王倬说：“妈，我给您借来点儿钱。”母亲问王倬借了多少，借几百？王倬说少。她说借几千？王倬还说少。她说：“你还能借几万？”王倬说。“几万？不止几万。”王倬妈一听就急了，她说她听了头发都发炸，说：“你这是穷疯啦？”王倬说：“送回去，那不是找死吗？王倬一人做事一人当。您甭管钱是怎么来的，反正您用不着跟我再受穷了，该过几天松心日子了。”

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打那以后王倬不仅一点没松心，反而一天到晚心惊肉跳。王倬把两个麻袋烧了，把制作公函、印章的工具烧了，把绳子烧了，把灰人字呢大衣剪成一条一条地烧了……3月23日，王倬下班一进家门，母亲就说：“今天有人来查卫生了，到处乱瞅。”王倬心里一惊，忙问：“查卫生的人，您过去见过吗？”王倬的母亲说：“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王倬说：“坏了，准是公安局扮的。”3月26日，王倬的单位也传达了那个通报，叫大家检举。那天王倬带的窝头，搁在暖气片上烤着，烤出了味儿，班上一个同事是山东老乡，满口山东腔，他冷不丁问道：“王倬，你低头耷脑默默寂寂是烤什么呢？”王倬听了一惊，慌忙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