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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从外科诊室里突然传出“砰砰”几声枪声，住院处里的人一愣。卢文成快步走出住院处，想要看个究竟。一出门，就被手拿五四手枪的大个子击倒在地。

刘福山一看情况危急，便喊着：“坏人行凶，赶快对付！”一个箭步蹿到房门旁边，操起一人高的挂滴流瓶用的铁架子，隐蔽起来。孙维金急忙抓起电话筒，向保卫部门报告情况。

大个子猛地推门进来，向正在打电话的孙大夫举枪便射，孙维金倒在地上。隐蔽在房门后的刘福山举铁架砸向大个子，大个子一斜身子向刘福山开枪。刘福山被子弹击中，慢慢地倒在血泊中。

吴永春和毕继兵此时始终抓住小个子不放。由于小个子被揪在前边，大个子不便射击。如果就这样僵持下去，也许凶犯很难再有什么机会，但刚入伍的毕继兵经验不足，突然撤身要寻武器，被大个子抓住机会击中，吴永春也由于主动出击露出破绽被一枪击中。脱身后，小个子说：“这小子没死，妈的，他最坏，再给他一枪！”

“砰”，又是一声枪响！……

过了一会儿，吴永春挣扎着爬起来，低头一看，他脸上、身上满是鲜血，一颗子弹穿透他的两颊，一颗子弹从脖子射进。他用帽子堵住漏气的喉管，艰难地走出大楼，拼尽力气嘶哑地呼喊：“快抓贼呀！快抓凶手呀！”

下午1点10分：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接到报案电话。局长和刑警队政委、队长带着刑警和武警，分两批先后于1点25分和1点35分到达现场。

王家兄弟案发除夕（2）

下午2点10分：沈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派出追击小组，沿路访问群众，追捕凶手。

几分钟之后，辽宁省公安厅和沈阳市公安局的领导也都赶赴现场。

公安人员立即对现场进行了勘查，从两个房间和走廊里，共发现13枚五四手枪的弹壳。周化民、刘福山、孙维金、毕继兵四人身亡。吴永春、卢文成、李作舟三人重伤。

现场，拾到大个子扔下的一个黄挎包，包里有一把钳子和一把螺丝刀。

随后在李作舟手里找到长方形的蓝色“通行证”一张，上面贴着一张面色阴沉的人头照片，旁边写着王宗玮的名字。目击者证实此人正是凶手。

下午3点30分，另一个小个子的犯罪分子也被确认，他就是王宗玮的二哥，刑满释放分子王宗王方。

警方当即派人去车站、交通要道阻截。但由于查证时间的浪费，贻误了宝贵的战机，30分钟前，“二王”已蹿上了南下的列车。

2月13日午夜公安部在得到从辽宁省公安厅报告的“二王”案件的情况后，立即发出第十三号通缉令，向全国通缉持枪杀人潜逃犯王宗王方和王宗玮。

此时的“二王”已逃到了北京，坐上了开往广州的第四十七次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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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1）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作案后，急匆匆逃走，没有来得及找到失去的入厂通行证。通行证上，照片、姓名，一应俱全。想隐匿，也藏身不住了。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脸色煞白，气喘吁吁，仓仓皇皇跑回家来。王宗玮进门就向他母亲说：“我和宗王方出事了，快找衣服，晚了，公安局就来抓了！”

王宗玮的母亲惊慌地问：“上哪去？”

王宗玮心急如焚，无意回答：“不用管了，东西南北中。”

“二王”的父亲王家林，看到儿子的衣兜里插着枪，已经知道事态的严重！

王家林和妻子都是东北机器制造厂中学的教师。在三个男孩子中，王宗王方和王宗玮是老二、老三。正是由于他们对子女的溺爱，使王宗王方从小养成好吃懒做的恶习，念小学时候就混迹在扒手之中。1974年和1975年，他曾两次被收审。1979年他在沈阳大东区辽沈卫生院当药剂员期间，又因盗窃被捕，判刑三年。这次行凶作案的日子，是他新婚后的第三天！

对王宗王方犯案，他的母亲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一次当她得知儿子要被捕法办的时候，她扔下学生不教，带着王宗王方北逃，将犯罪儿子隐匿在亲属家里，儿子被缉拿归案后，这位“人民教师”也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

老三王宗玮，1976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0年复员，同年8月份分配到东北机器制造厂六车间当工人，在厂工作两年多，他举止文雅，说话和气。没有会想到这种案子居然会有他一份。难怪发案那天，公安局找到六车间党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