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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被盗文物和主要案犯出境，指挥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广州一举围歼案犯。

十多天后，一个神秘的电话打到广州市公安局，表示愿意将文物交出，但惧怕抓人，不敢前往。

经广州市公安局11处的同志精心运筹，55件被盗文物辗转至穗，于12月23日0点55分交到广州市公安局11处。

喜讯传来，“9·18行动”指挥部一片欢腾，一颗颗忧虑已久的心瞬时间得到平静。祝贺之余，公安部领导要求参战干警一鼓作气抓获另外四名主犯，其余的九件文物终于“完璧归赵”。

1993年1月9日12时40分，赴广州工作组获取了一条重要情报：刘农军派人于当日到广州活动，筹集出逃所需的资金。

情况紧急，关系重大，如何引蛇出洞呢？参战干警与犯罪分子开始了斗智斗勇。工作组留守人员在童年根的主持下，制定出一套战斗方案。

1月9日下午2时40分，当一个穿茄克、戴墨镜的年轻人神情慌张鬼鬼祟祟地出现在广州街头时，被守候在此的干警当场擒获。从他身上搜出了刘农军与其妻凌海滨的两本化名为凌达伟、凌海红的委内瑞拉护照、两张香港至伦敦的飞机票以及其他钱物。据其交代，刘农军正潜伏在青岛，准备做整容手术后出境。

这一情报的分量不言而喻，赴广州工作组的同志于当日下午5时将信息反馈到指挥部。青岛市公安局闻讯而动，于1月9日晚抓获了“9·18案件”首犯刘农军。

刘农军，29岁，武汉市武昌区人。中学毕业后，在武汉市公安学校就读，曾因盗窃学校教学器材被开除。之后，在湖北江汉大学自修毕业。1983年以来，他长期流窜在外，并与港、澳黑社会组织搭上关系。为了盗取文物走私境外，他闭门谢客，潜心钻研文物书籍。由于他反应灵敏，诡计多端，黑社会称之为“计算机”。

刘农军自以为“9·18”案作得天衣无缝，公安机关根本无法破案。于是，当公安人员讯问时，他像没事人一样，时而答非所问，夸夸其谈；时而态度傲慢，避而不答。面对不可一世的刘农军，干警们不急不火，将计就计，先任其大讲特讲，而后从中找出矛盾与漏洞，集中火力一一批驳，挫其锐气。三天后，刘农军最终交代了策划、指挥、盗窃开封博物馆文物的犯罪事实。之后，侦查员在刘农军的一个落脚点摸清了文西山的潜藏地址。

文西山，33岁，湖南省东安县井头圩镇有江村人。1983年他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1986年5月被减刑提前释放后，长期流窜作案，在黑道上号称“江洋大盗”。

文西山在与其他盗犯分开后，一个人偷偷溜到了东北。当获知同伙一一落网后，文西山准备再次潜逃。正当他于吉林市劳动局招待所匆匆结算完住宿账目准备逃离时，干练的吉林市公安局刑警队员们如神兵天降，挡住了他的去路。

文西山与刘农军被捕的消息，让干警们为之振奋。大家信心十足力求尽快抓获其余二犯，追回被盗文物。

1月17日下午4时许，赴广州工作组接到一个可靠情报：刘进将于晚间6时在广东省中医院门口出现。

刘进，30岁，住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458号。他15岁那年因杀人被少管；1982年因盗窃被劳教，解教后长期流窜在外。

17日下午6时10分，广州惠府路。一辆红色桑塔纳轿车由南向北驶来，驶进中医院门口。守候在此的开封市公安局刑警蔡永刚、许大刚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跃身翻过路边护栏，飞步向那辆车奔去。此时，那辆车正缓缓而行，刘进发现车后有两名北方大汉向他冲来，意识到事情不妙，遂关紧车门向司机吼道：“快开车！快开车！”但为时已晚，许大刚已手持手枪以身体抵在车前，将枪口对准司机，大声喝道：“不许动！”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司机熄了火。与此同时，蔡永刚紧紧握住右后门拉手，脚蹬车体，运气用功，只听得“嘣”的一声，锁坏门开，蔡永刚如饿虎扑食般冲向车内。刘进惊恐万状，惊问：“干啥？干啥？”蔡永刚怒目圆睁，伸开铁臂，像老鹰抓小鸡似地将刘进从车内提出，掼出车外，周围干警一拥而上，将其捆绑。

1月19日，刘进、文西山分别被押解至开封，此时，“9·18”案件的主犯只剩下了李军。

李军，年至而立，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人，长期流窜作案，从事流氓、炒车票等违法犯罪活动。

开封市公安局预审组抓住案犯惊魂未定之机，对文西山进行了突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