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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人员分析案情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是一起治安事件，不一定是刑事犯罪。当事人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打狗吃肉，原准备用鱼钩套狗，后嫌麻烦，干脆开枪把狗打死。第二种意见比较尖锐，即：对方是奔着武器弹药而来，但他们并不知道军械库已经搬迁。这个判断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作为一种描画和推理，在逻辑上比较清楚。

由于“７·５案件”的性质不好确定，那么侦查手段和侦查范围也就都不好确定。尽管如此，在石河子市公安局副局长周传强的指挥下，调查工作以１４１团场为重点，扩大到周围相连的几个团场。调查对象，一是公开使用枪支的人；二是能接触到社会上“黑枪”（文革期间散落到社会上的枪支及国外贩卖入境的枪支）及有犯罪前科的人；三是身份复杂的人员。

技侦部门对现场子弹进行了鉴定，子弹弹底标志为“７５－８１”，使用的枪种应该是五六式半自动或自动步枪。根据采集到的鞋印判断，两名当事人，一个身高在１�７２～１�７３米，另一个应在１�７５米以上。

１０天过去了，未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10条人命130万赃款（1）

到新疆后的诸事不顺正让白宝山觉得来疆计划实在是策划不周时，谢宗芬突然给他提供了一个重大信息。原来谢宗芬的邻居，也是四川人，他家的女儿在乌鲁木齐市一个叫“边疆宾馆”的地方当翻译，大约每周回家一次。谢宗芬串门时跟刘家女儿聊过闲天。刘家姑娘说：“边疆宾馆的生意可好做了，赚钱容易得很。”谢宗芬不大相信，刘家姑娘说：“你不信啊？你过去看看就知道了，那里的人都是拿着提包麻袋装人民币的。”

这个消息让白宝山精神大振，决定立即前去踩点。第二天一早，白宝山和谢宗芬两人坐班车去了乌鲁木齐。走到商贸城，谢宗芬要到交易市场里边看看。白宝山在外边等她时，看到交易市场门口有很多人，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包，鼓鼓囊囊的。有人打开，那里边装的竟是一沓沓百元的人民币，还有美金。白宝山心里已有了不同于抢棉花款那样的全新的打算，他必须再搞一支枪，而且是手枪。

回去后的当天晚上，他和吴子明详细讨论了如何搞手枪的事情。两天后吴子明就为白宝山提供了一个对象，他名叫姜玉斌，家住在１４７团场，工作单位在５０公里外的１４９团场，是１４９团场警务区的警长。两人立刻着手，利用吴子明的弟弟吴子兵托姜玉斌帮他在１４９团场买羊的事为借口，对姜玉斌的值班宿舍进行了勘测。

白宝山改变了前几次步行作案的方式，准备“搞”一辆摩托车。１９９７年７月２９日，吴子明以搭车为掩护在距１４７团场约１５公里处拦下了新疆玛纳斯县新湖农场农民王吉平的摩托车。当王吉平把车停下后，白宝山突然窜出用自动步枪打倒了王吉平，并把王吉平的尸体抬进棉花地掩埋在不远处的一个埋电线杆的土坑。由于土坑太浅，他们在地面上埋出一个土丘，王吉平的一只脚还露在外边。

然而，王吉平的尸体始终没被发现。

８月７日晚上，姜玉斌和同伴时春勇在１４９团场农贸市场里吃晚饭，然后抱着向别人借的放像机和三盘录像带回到警务区宿舍。两人进屋说了会儿话，便一起看录像，他俩谁也不会想到死神已靠近了他们。

时间大约是１２点半，白宝山推开值班室的门——门没上锁。他闪身进去，贴在火墙后面，举枪就打。向左向右，先一边打了一枪，冲进去，每人又补了一枪。前两枪都打中了对方，时春勇当时就不动了，姜玉斌还在喘气，补枪之后也不动了。他走到姜玉斌身边，从他枕下抽出五四式手枪，转身就朝外走。跟他进来的吴子明把电话线拔掉，没动房间里的其他东西。走到门口，白宝山见电视机开着，顺手把电视机关上，但录像机没有关。从他们进去开枪把人打死，到取了手枪出来，前后没超过一分钟。离开一营营部，吴子明去取摩托车——摩托车藏在１００米开外的路边上，吴子明和白宝山迅速离开了现场。

８月８日２０点５０分，石河子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慈新光接到市局１１０指挥中心电话，值班员报告说：“１４９团场一营警务区民警姜玉斌、治安员时春勇被人开枪打死，１４９团场请市公安局迅速派人到现场。”

两名人民警察同时被杀害，这在石河子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在自治区也绝无仅有，案情迅速上报到兵团公安局和自治区公安厅，专案临时指挥部迅速成立。

经过七天对２９５３人和２５条可疑线索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