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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气流在东亚大陆上空相遇或是错开容易形成雨水不均匀降落的现象，造成了中国易于旱涝的局面。当东亚季风吹拂带来的低气压降临东亚大陆上空的时候，与北方的高压形成交汇，雨水就会大量降落形成洪涝灾害，当东南季风的“气旋风”与蒙古高原来的高压旋风错开时，又易于形成长时间的干旱。梁惠王见孟子时讲了一句千古名言：“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反映了中国的气候困境。中国面临的气候和自然条件呼唤古代中国统一的政府和国家的诞生。为了防御游牧民族修建的巨大军事工程，以及为了防止洪涝灾害和南北降雨不均带来的危害而修建的水利工程和运河，构成了华夏民族生存和发展重要的基础。为了完成这样的巨大的目标，一种易于大规模社会组织和集体生产的政治组织和结构模式是必要和重要的，这就是*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我们在批判东方专制主义文化和历史传统时，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一切，而是应该有历史感和文化感，应该懂得结合历史来分析我们本身的文化和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

的确，陆地文化有相当多的负面元素，带有凝固、保守、专制主义、压迫自由和独立思考这些不利于现代化的教条形思维，但是简单地否定中国的陆地文化和黄土地文化传统也是不科学，不全面的。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今天我们每个中国人所接受的文化传承也带有陆地文化中的传统思想，即使是宣称自己完全西化的中国人也会无意识地受到这传统的影响。笔者看来，中国黄土地的陆地文化是我们文化的根源，是决定我们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非洲人和美国人的基本文化因素。

无论如何，我们只有立足中国的陆地文化才能谈文化的更新和吸收，离开了陆地中国，就很难谈得上海洋中国。陆地中国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是我们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文化根源，这也是在中国独特的地理、气候、历史环境和历史演变过程中产生的，这期间一些正面因素我们应该继续吸收到现代中国民族精神气质中去，以有利于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对于一些负面的因素比如专制主义、思想文化精神的压迫、保守主义、不思进取以及小农意识和封建文化意识等则是现代化路上的障碍，是我们必须要扬弃和进行国民精神文化改造的部分。

第三章　海陆权双重特征的“天命大国”（3）

另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仅仅是受到陆地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全面的，华夏先民在《山海经》中就显示出对海洋浓厚的兴趣。《尚书？禹贡》中就记载了中国九州的地理、地貌以及“百川归海”的现象。而中国历史文化的源头，第二个朝代商朝就产生于今天河南和山东一代，据考证，商代先民就已经具有一定的海洋意识和航海经验；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齐国是一个典型具有海洋气质的诸侯国，齐国的海盐贸易是当时诸侯国重要的专项贸易，管仲很早就发现了海洋经济有利的价值并加以阐述；大唐盛世的海上丝绸之路让中国人远洋航行到大食进行商贸，广州、福州和泉州很早就成为重要的海洋贸易港口，上述城市还成为了早期的“移民城市”，许多不同国籍的居民在那里居住；郑和下西洋的远航更是让中国的船队远及今天东非海岸的摩加迪沙。虽然之后中国历史历经曲折，但是海洋意识依然在专制主义的压迫和禁止中顽强地发展起来了，在清朝中后期，尽管有严格的海禁政策，在中国东南沿海一代，特别是在浙江、福建和广东省临海地区，海洋贸易和海外移民一直持续着，直到今天，海外５０００万的华人群体也见证着中国的许多海洋文化的精神和特质，具体表现为：竞争精神；开拓进取的精神；冒险的精神；自由开放的进取心态；对个人奋斗、个人实现和个体价值观念的追求；外向型的海派文化心理；对新事物的追求；对商业和财富积累的强烈愿望；对外部世界新思潮的强烈追求。

其实不仅仅是海外华人中浙江、福建和广东人群体具有以上文化特征，在今天的广州、香港、上海和许多沿海城市及地区都具有以上的文化特征，更进一步来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巨变之中，经济形态的巨变推动着国民海洋意识的萌发、复苏和觉醒，不仅仅是上海、宁波、青岛和厦门经历着海洋意识的崛起，其实整个中国都在经历海洋意识的崛起。从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从闭关锁国到开放融合，从谨小慎微到开拓进取，从保守守旧到吐故纳新，从个性的抑止到个性的张扬，生活在任何地方的国人都会感觉到意识观念的巨变。这种思想观念的巨变不能描述为海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