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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历史之中，寻找一个曾经与他的生命结为一体的人的人生轨迹。

出版社的工作为他提供了很大方便，他利用出差组稿的机会到K省以及别的地方了解到很多新的材料。原来断断续续的事件被时间之线联系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正在过的精神生活是什么样子，一切都在内里，在他那个不安宁的灵魂之中。

这段时间，也是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平稳发展的最好时期。

两年很快就过去了。

两年来，出版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出版社上升为大社、名社。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除了金超、夏昕和苏北当编辑室主任的时候抓的图书项目仍然是亮点之外———吴运韬经常提醒领导班子———“从整体上来说，效益没有很大的起色。”他既不是在责备，也不是在督促，仅仅是在述说事实，而且他也不要求什么。

夏昕在管理理念上和金超发生越来越多的争执，员工中间也出现了各种议论。其中一种说法是：吴运韬不应当到Z部去当什么副部长，应当全力以赴抓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持这种看法的人甚至进一步认为吴运韬应当回来直接主持工作。苏北是这些人中的一个。虽然他很少向人说及这一点，但是，他心里很清楚：如果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还要继续发展，目前的管理思路必须做很大调整。在这个问题上，他赞同夏昕的意见。他和夏昕的交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多起来的。

这对金超形成了压力。

夏昕不能同意苏北关于吴运韬应当回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持工作的说法。他对苏北说，首先，吴运韬不会回来，再者，即使吴运韬回来，在目前的管理思路下，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已经到了极限，不会有根本的改变。最重要的是，要适合新的形势，调整管理思路，这个思路就是：进行公司制改革，向部门放权，把部门改造成单独核算的利润中心，进而发展成为子公司。

苏北这个时候已经知道了金超的忧虑：如果这样做，能够真正成为利润中心的只有夏昕主管的编辑室，其他部门都会因为效益问题最后夭折，那时候，整个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问题根本无从谈起。

金超的忧虑是对的。这也是吴运韬不能够批准这种改革方式的原因之一。

对此，夏昕有自己的解读。他认为目前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停滞状况其实正是吴运韬所期望的。吴运韬希望听到要求他回来主持工作的说法，这种说法可以反驳以梁峥嵘为首的顾问小组关于“吴运韬不应当再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的说法；夏昕认为，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不仅仅是吴运韬的利益选择，同时还是他的长期目标。夏昕分析说，吴运韬从来没有低估过在Z部做事的风险，他知道必须为自己留一个最后的栖身之所，而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正是这样一个地方。

夏昕进而认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并不是离不开吴运韬，恰恰相反，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目前的局面与吴运韬兼任主任有关，如果没有这样一层关系，金超就能够放开手脚工作，就会能够接受关于中心进一步改革的设想……那时候，就不会是现在的局面。

苏北和陈怡都认为夏昕的话有一定道理，但是他们又都不能完全接受它。他们和金超一样担心着进一步改革的消极后果。

关于按照国家关于行政领导一律不得在企业兼职的规定，吴运韬不宜再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的议论在很小的圈子里传递，但是吴运韬很快就感觉到了，他也知道了这种议论的风源是夏昕。

吴运韬从来没小看过夏昕。新班子成立以后，他曾经害怕夏昕和苏北结合成为难以左右的力量。好在夏昕做了最有利于自身的选择：和金超形成合作关系，把苏北置于微妙的情势当中……他没想到夏昕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这种议论传播到到Z部党组，就有可能成为尽管已经退下来，但仍然不甘寂寞的梁峥嵘与廖济舟斗争的武器，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陈怡把问题看得更为深刻：吴运韬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的职务深藏着政治和经济的动机。政治上，他需要“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离开他就会垮下来”的神话———Z部党组没有人真正了解东方的实际情况，在这个意义上，吴运韬的确一手遮天；经济上，只要金超主持工作，他就能够毫无阻碍地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另拿一份工资和奖金，就可以在这里报销宴请游玩的费用———不管员工中有什么样的议论。金超也许会感受到舆论的压力，也许并不愿意把职工的血汗钱白白奉送给吴运韬，但是，面对一个给了他权力的人，他不能够中止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