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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罗森有些茫然。

“一个智力只及普通人百分之五十的人，可以得到比普通人高过一倍的智力上的承认，反映的是一种原理，这种原理是从上述第一个观察角度提取出来的；一个平庸的权力所有者却被人赋予一种生死与夺的权威性———权威性不是来自权力所有者的权威，而是来自权力本身，这又是一个原理，这个原理是从上述第二个观察角度提取出来的。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别是极细微的，既使忽略不计也不能说是犯了统计学上的错误，还是把它们区别一下为好。”

“我知道你的意思。”罗森说。

“一个素质远在平常人之下的领导者———这句话的确切含义是：由于家庭传统、阅历、悟性的差异，这位领导者对事情的反应能力、展望能力和控制能力都不及普通人。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这个人无法胜任领导职责……无情的现实是，正是这个人领导着一百个、一千个乃至于无数个有独立思想和人格的人，这些鲜活的灵魂就在这位愚蠢的领导者的低能中挣扎，而且，没有任何出路。”

“我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生活的总体趋向，说什么自由、民主，什么人的权利，说什么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都成了与人们的生活毫不相干的东西。”

就在这个时候，苏北惊讶地发现，褚立炀正从另一道门走进来。

褚立炀今天穿了一件铁灰色的夹克衫，看上去就像一个推销盗版软件的商人。早春时分，他的这身装束有些不合时宜。他的鼻头冻得像桃子那样红。他坐在靠窗的位置上，要了一杯啤酒。他过于明显地不向苏北和罗森这边看，反而能够使人确认他是冲他们来的。这已经是第三次在他们呆的地方看到褚立炀。

褚立炀在电话里对苏北说：“你们又吃又喝的时候，我他妈也不能总是在外边喝西北风呀！所以你甭管我。”

苏北不管他，但是他不再说什么了。

他知道，凡是褚立炀到的地方，都不是谈话的地方。

苏北用手指点点桌面，罗森会意，就聊别的。

我们必须加快叙述节奏了。

生活中总是充满了戏剧———夏昕和金超在工作上逐渐变得默契起来。

对于夏昕来说，默契起来的办法其实很简单：收缩了对中心问题的关注。就像杜一鸣被开除公职以后，收缩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一样。他让自己认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问题是吴运韬的问题，是金超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你的问题是把主管的部门搞好。”现在，他也开始关心经济利益问题了———部门的效益起来了，至少，你可以多拿一些奖金。

对于自己姿态的巨大调整，夏昕给苏北的解释是：“老苏，陈怡跟我说过一句话，意思是：单位不过是个拿工资的地方……我越想越觉得这话有道理……”

苏北久久地看着夏昕，不知道该说什么。

人都是现实主义者，如果什么都不能改变，陈怡继续选择不给自己增添烦恼的姿态，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他态度安详地出现在工作之中。

现在，金超认为和他形成掣肘的，反倒是不做任何改变的苏北。

金超无法忍受苏北眼睛之后的那双眼睛的直视。

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公开的敌人的人在极为顺利的时候，考虑问题就趋向于简单，做了他不该做的事情：他首先削减了苏北分管的部门，把这些部门集中到陈怡、夏昕和他自己手里；他利用一切方式凸显着夏昕和陈怡的作用，开职工大会的时候，他问夏昕还要说什么，问陈怡还要说什么，唯独不问苏北……

陈怡对金超说：“你是主持工作的，你要把这个班子的人招呼好，事情要大家来做……”

金超烦躁地打断陈怡：“我招呼得不好了吗？”

“总之矛盾不要激化，金超，”陈怡动情地说，“激化了对谁都不好……”

金超不认为激化了对谁都不好。

吴运韬有一种强烈的意识，一个人不能离开他所在的环境做任何事情。他最终还是说服了从美术学院毕业的吴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到某部机关做公务员去了。吴宁报到上班一个星期以后，回到家里和吴运韬说到在机关工作的感觉，吴运韬和他进行了一场认真的谈话。

“现在，”吴运韬看着比自己高出半头的儿子，缓慢地说，“世界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基本的运行机制还没有改变过来，尤其是你现在要去的这种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