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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住压力易帜（1）

张学良继承父位、主政东北后，并非如人们想像的那样轻松自在。在显赫的权力和令人眩目的威风背后，是几乎使他不堪重负的责任。当时，他所面临的最紧迫、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东北向何处去？是继续走父亲的老路，在日本的扶植下，把东北变成一个“自治”的独立王国？还是毅然易帜，实现中国的统一？这是张学良必须首先做出明确抉择的最重大问题。

第一条道路，对于与日本有杀父之仇的张学良来说，基本上没有考虑的余地。他少年时代就痛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21年东洋观操萌生了抗日的志向，及至皇姑屯的爆炸声敲碎了他心中残存的对日本的最后一点幻想，形成了坚决抗日的思想。父亲一生对日本人小心翼翼，虚与委蛇，从不公开得罪，基本上保持了合作关系，仍不免惨遭毒手。如果自己还和日本合作的话，岂不是比父亲更容易被暗杀吗？严酷的现实使张学良深深认识到，绝不能再走父亲的老路，绝不能和侵略者合作。企图在日本侵略者的卵翼下求得东北的发展，无异于引狼入室，自取灭亡，迟早会使东北落入日本侵略者的魔掌。

第二条道路，与张学良早先息内争御外侮的主张正好吻合。张学良一向有国家民族观念，主张国家统一。他既已决定不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就必然要承受来自日本方面的强大压力，甚至要冒与日本直接对抗的危险，但光凭东北一隅，难以抵抗日本一国，要想免除东北的危险，必须国家统一。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否则豆剖瓜分的局面终难幸免。因此，张学良就任不久，即于1928年7月1日发出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绝不妨碍统一，并派遣邢士廉、王树翰、米春霖、徐祖贻等人前往北京，与蒋介石及其代表商谈东北易帜的问题。

南京政府和平接收京津地区，结束北洋政府长达16年的统治。不久，新疆督办杨增新宣布易帜，接受南京政府的领导，使得关内地区都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只有东北四省仍悬挂五色旗。这样，东北的归属问题就成为南京政府能否统一全国的焦点，中外瞩目。蒋介石担心出兵关外必遭日本干涉，酿成第二个“济南惨案”，因而也力主和平统一。

7月6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位集团军总司令在北平（6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改直隶省为河北省，北京市改为北平市——笔者注）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柩前举行祭告孙中山典礼。典礼结束后，在北平召开善后裁军会议。在此期间，蒋介石亲自接洽处理东北问题。

张学良的代表邢士廉、王树翰等于7月10日下午抵达北平，即由何成浚、蒋作宾陪同前往香山拜会蒋、冯、阎、李四位总司令，洽商一切。

此前，东北方面对于和平统一问题提出过如下的条件：（一）东北政治分会由张学良任主席；（二）国民革命军不进入东北；（三）南京政府不干涉东北军政；（四）南京政府不在东北设立宣传分支机构；（五）热河划归东北。

而南京政府方面提出对案则是：（一）奉军出关；（二）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三）服从三民主义；（四）东北政治分会主席由国民政府委派；（五）东三省归第六军区，长官由国民政府委派。

关于东北易帜问题，在北平的四位总司令意见并不一致。张学良自述说

我派王维宙（树翰）为代表赴北平进见，并陈述服顺中央之志愿。会谈席间，冯玉祥对王说：“东北军军备甚丰，须缴出步枪若干万支，炮若干百门，而后才能谈投降的问题。”王维宙徐徐答称：“我本文人，对于军事不甚知晓，不过听说冯先生所索要的武器可能是有的，但现在车辆缺乏，交通不大方便，运送如许多的东西，有点困难，还是请冯先生自己到关外去取吧！”王维宙即拟退返奉天。夜间，蒋主席单独约王谈话，对王言：“你不要听冯焕章（冯玉祥字）的那一套无谓的言语，政府大计是由我负责主持，不必归去，我们要从长计议。”遂派何雪竹（成浚）、张岳军（群）同王商谈，蒋主席派何雪竹、方本仁、吴铁城先后来到奉天，组成东北政府分会，中央任我为东北政府分会主席，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顶住压力易帜（2）

7月14日，蒋介石在香山别墅宴请张学良的代表邢士廉、王树翰、米春霖、徐祖贻等四人。席间，邢士廉等进一步陈述东北现状及张学良期望统一之忱。蒋表示赞许，仍主张以三民主义统一东北，绝无其他主张。

当天，蒋指派参谋本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