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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甲的字面含义就是“保证盔甲”。这个制度规定每十户农民必须有个甲长，保证他们循规蹈矩，使当地县长满意。这是一种连保制度，一个保甲里的任何一个人如果犯了罪，整个保甲的人都要负责任。当初蒙古人和满洲人就是用这个办法统治中国的。用这个方法来防止农民组织反叛，几乎是无往而不胜。因为保甲长几乎总是富农、地主、开当铺或放债的，他们是最最积极的，自然不愿“担保”任何具有叛逆倾向的佃户或债户。无人担保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一个无人担保的人，可以用任何借口，当作“嫌疑分子”投入牢狱。

实际上这就是说，整个农民阶级的命运是操在乡绅阶级的手中，后者随时可以用拒绝担保的方法来毁掉一个人。保甲制度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征收捐税维持民团。民团是由地主和乡绅挑选、组织和指挥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共产主义，帮助收租交谷，包讨欠债本息，帮助县长勒索苛捐杂税。

所以，每当红军占领一个地方，它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敌人就是民团。因为除了出钱供养他们的地主外，民团没有什么基础，红军一到，他们当然就失去了这个基础。中国的真正阶级战争，从民团和红军游击队的斗争上，可以看得最清楚，因为这一个斗争往往就是地主和他们以前的佃农债户之间的直接武装冲突。民团的人数有几十万，是中国两百万左右名义上　反共的军队的最重要的辅助部队。

如今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条战线上虽已停战，民团对于红军游击队的袭击还是继续不断。在西安、洛川和延安等处，我听说有许多逃到这些城市里的地主，出钱供养或亲自领导白匪在苏维埃区活动。他们常常利用红军主力不在的机会，作为“共产党”俘虏向地主和白军军官邀功领赏。民团从事冒险活动，主要是为了进行报复和很快的到手钱财，他们在红白战争中以最富于破坏性著称。无论如何，我个人是不愿在自己的身上试验白匪的“外交政策”的。我的行李虽然不多，但我觉得如果只须干掉一个孤零零的洋鬼子就可以把我的一点点现钱、衣服和照相机据为己有的话，这些东西还是有足够的引诱力，使他们不会放过的。

匆匆地吞下了几口热茶和麦饼以后，我跟分会主席所派的另外一个向导兼骡夫一同出发。我们沿着一条河床走了一个钟头，有时经过一些窑洞组成的小村落，便有毛茸茸的狗恶狠狠地朝我吠叫，站岗的儿童走出来查问我们的路条。接着我们走到了一个巨石围绕、自然形成的可爱的水潭旁边，在这里我遇见了第一个红军战士。

除了一匹身上披着绣有一颗金星的天蓝色鞍毯的白马在河边吃草以外，只有他一个人。这个青年正在洗澡；我们走近时，他很快地跳出来，披上天蓝色的褂子，和白布的头巾，上面有一颗红星。一枝毛瑟枪挂在他腰际，木盒子柄上垂着一绺红缨绸带。他手按着枪，等着我们走进，问向导我们有什么事情。后者拿出他的路条，简单地说明了我是怎么被交给他的，那个战士好奇地看着我，等我进一步解释。

“我是来见毛泽东的，”我说。“我知道他在安塞。我们还得走多远？”“毛主席吗？”他慢吞吞地问。“不，他不在安塞。”接着他看了看我们的后面，问我是不是没有别人。他弄清楚确实只有我一人之后，态度才自然起来，他微笑着，好像有什么秘密的好玩的事情似的。他对我说：“我正要到安塞去。我和你一块到县政府去吧。”

他牵着马在我身边走，我自动地更详细地介绍了我自己，也问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的问题。我弄清楚了他是在政治保卫局里工作，在这一带边境上值班巡逻。那匹马？这是张学良少帅的“礼物”。他告诉我，最近在陕北的战争中，红军从张学良的军队方面俘获了一千多匹马。我又进一步知道他姓姚，二十二岁，当红军已经六年了。六年！他该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讲啊！

我很喜欢他。他是一个外贸诚实的青年，长得很匀称，红星帽下一头乌亮的黑发。在寂寞的山谷中遇见了他，令人安心。真的，我甚至忘记了问他关于土匪的事情，因为我们很快就谈到红军在春天的东征山西。我告诉他那次东征在北京所发生的影响，他也告诉我，他在那次惊人的“抗日东征”中的个人经验，据说红军在一个月内增加了一万五千人。

两小时后，我们到了安塞，它位于黄河支流肤水的对岸。从地图上看来，安塞是一个大城，实际上则很小，徒有空墙。街上阒无人迹，到处是断垣残壁。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这时劫掠和破坏的证据。但再仔细一看，并没有放火的痕迹，很明显这些废墟年代久远，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