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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姿态优美。

五小时后，我们到达了预旺县城，这是一个古老的回民城市，居民约有四、五百户，城墙用砖石砌成，颇为雄伟。城外有个清真寺，有自己的围墙，釉砖精美，丝毫无损。但是其他的房子却有红军攻克以前围城的痕迹。县政府的两层楼房已毁了一半，正面墙上弹痕累累。他们告诉我，这所房子和城外的其他房子都是红军开始围城时马鸿逵将军的守军毁坏的。敌人从城外房子撤出时都纵火焚毁，以免红军占领后作为攻城的阵地。

“县城攻克时，”徐海东后来告诉我，“实际只打了一场小仗。我们包围封锁预旺县十天。里面有马鸿逵的一旅骑兵和大约一千民团。我们根本没有进攻，到第十天晚上天黑后，我们在城墙上放了云梯，有一连人爬了上去，这时敌人岗哨才发现。一架机枪守住云梯后，我们又有一团人爬了上去。

“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天亮以前我们就把所有民团缴了械，包围了骑兵旅。我们的人只死一个，伤了七个。我们给民团每人发一元银洋，遣返他们回家，给马鸿逵的部下每人两元。他们有好几百人不愿走，参加了我军。县长和旅长在他们部下缴械时爬东墙逃走了。“

我在十五军团呆了五天，发现时时刻刻都是极为有意思的，而对于我这个“红区调查员”——他们在预旺县是这样叫我的——来说，所有这些事情，没有比徐海东本人的故事是更好的材料了。每天晚上他完成工作以后，我就同他谈话。我骑了马同他一起去七十三师前线，我同他一起去红军剧社看演出。他第一次告诉我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这在以前还从来没有为外人充分知道过的。那个苏区在面积上仅次于江西中央苏区，作为这个广大地区的第一支游击队的组织者，徐海东对它的发展详情，几乎无不了若指掌。

徐海东给我的印象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不论在态度上、外表上、谈吐上和背景上都是如此。事实上，除了贺龙以外，他大概是指挥员中唯一的“纯无产阶级”。虽然红军中的大多数下级军官出身于无产阶级，有许多高级指挥员出身于中产阶级或中农家庭，甚至出身于知识分子。

徐海东是个明显的例外。他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很为自豪，他常常笑着称自己是个“苦力”。你可以看出来，他真心真意地认为，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善良、勇敢、无私、诚实——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我觉得，他就是认为问题是那么简单：他要为消灭这一切坏事而奋斗。这种绝对的信念使他对自己的大胆无畏，对他的部队的优势所说的自豪的话，听起来不至于使人有狂妄自大的感觉。他说，“一个红军抵得上五个白军，”你可以看出，在他看来，他这话不过是说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他的自豪的热情未免有点幼稚天真，但是极其真诚，他的部下对他的拥戴的秘密也许就在这里。他对自己的部队极感自豪——不论他们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战士、骑兵、革命者的能力。他对他们的列宁俱乐部，他们的艺术化的招贴——的确很好——都感到自豪。他对他的几个师长——其中两个“象我一样是苦力”出身，一个只有二十一岁，当红军却有六年了——也很感到自豪。

一

红色窑工徐海东（下）

徐海东很重视能够表现身体强壮的事，他打仗十年，负伤八次，因此行动稍有不便，使他感到很遗憾。他烟酒不沾，身体仍很修长，四肢灵活，全身肌肉发达。他的每条腿、每条胳膊、他的胸口、肩膀、屁股都受过伤。有一颗子弹从他眼下穿过他的脑袋又从耳后穿出，但他仍给你一个农村青年的印象，好象刚从水稻田里上来。放下卷起的裤腿，参加了一队路过的“志愿参加”的战士的队伍。

我也打听清楚了门牙是怎么掉的。那是在骑马失事时碰掉的。有一天他骑马在路上驰骋，马蹄碰了一个战士，徐海东拉紧缰绳想看看那个战士有没有受伤。马一受惊，把他撞在一棵树上。两个星期后他苏醒过来时，发现他的门牙已嵌在那棵树上了。

“你不怕有一天会受伤吗？”我问他。

“不怎么怕，”他笑道。“我从小就挨打，现在已经习惯了。”

事实上，他的童年生活足以说明他今天为什么成了一个革命者。我向他问到他的生平，要套出他的回答来很费力，因为象所有的红军一样，他只肯谈打仗。我从记下的几百字的笔记中，选出少数一些重要事实在这里。

徐海东于一九OO年生于汉口附近的黄陂县。他的家庭世世代代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