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稹����竦谜胬淼姆椒ā＃�18］亚里士多德把狭义的辩证法看成是一种低级的论辩形式，他认为，这种形式以小前提为基础，而不是以依据直接观察所得到的大前提为基础，认为其特征是“展示性方法”。［19］

辩证方法在其古希腊思想的根源上萌生后，并没有牢固扎根于冲突和矛盾是世界的自然本性，因而任何一种分析方法都要反映这种矛盾的思想。相反，它建立在两种不同观点的基础上：一种与亚里士多德有关，他论证说，既然内在矛盾不是世界的特性，因而逻辑证明就可以以展示和排斥这些矛盾为基础；另一种与柏拉图、苏格拉底相联系，这种观点排除了辩证法与自然秩序的任何一种必然联系，并把它当作通过对立观念的相互作用而寻求真理的一种手段。

虽然这些辩证法的观点在形成中世纪的思想时产生过影响，但辩证法只是在被德国哲学家所掌握（从康德开始，经过费希特、谢林和施莱尔马赫，到黑格尔）时，才得到了改造，并获得了重生。黑格尔和他的前辈们所尝试的实际上都是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辩证法构架统一起来的事情。他们论证说，矛盾的观念事实上是互相否定的，但是，这种否定不会使原来的观念完全失去合理性，而是通过一种新观点的产生使之被取代。费希特在描述这个过程时是这样认为的：一个命题与其对立的观点即反题发生相互作用，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命题。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一个观念必然产生否定的观念，从二者的冲突中，作为外化或取代的结果，必然出现一种新的观念，即否定之否定。黑格尔把这个过程的每一阶段都看成是绝对观念通过历史而逐渐实现的组成部分。由于这个过程充满对立因素的冲突，因此，辩证法———我们理解这个过程的方法———同样也必然地包含着冲突的对立面的相互作用。

当马克思着手将黑格尔“头脚倒置”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改造成唯物主义辩证法时，他通过把辩证法与赫拉克利特的以内在对立为特征的自然观相结合，把黑格尔对辩证法的改造向前又推进了一步。但是，赫拉克利特所强调的是固有的对立的互补性，而马克思却强调其冲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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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冲　突（7）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作为现象的冲突和作为分析方法的冲突的分离，绝没有这么明显。《易经》既描述了多种多样冲突因素结合构成的世界，也描述了分析这个世界的方法，无论其形态多么原始，它都是要通过反映这些冲突来理解这些自然现象。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原始的方法在道家那里被精制成为一种典型的辩证法。《庄子》第二章中对此有清楚的表述：“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谓两行。”［20］李约瑟认为，这种根植于道学的辩证法在观察自然时能更好地解释变化。正因为如此，这种思维方式与李约瑟所谓的西方思维中“亚里士多德僵硬的形式主义”相比，在开始时更有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21］

道家的这些观点在墨子的哲学著作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阐述。［22］　“必然如此”并不是终极点，每一种肯定都有一种否定相伴随，每一种自然现象必然有另一种与其对立的现象存在；凡是有“是”存在的地方就有“非”存在。这就是“必然如此”的含义。［23］他接着说：“某些人断定特定事物就是如此，并使人相信这种判断是正确的；而另一些人则否定这种判断，对它产生怀疑。［终极真理］如同圣人一样也包含了所有的否定因素，除非没有［更多的］矛盾。”［24］

在中国传统中存在着原始辩证法思想的第二个脉络，它可以追溯到印度的辩证逻辑，这种逻辑是与佛教一起传入中国的。这里所讲的印度学派是龙树［25］的学派；他的著作系统地阐述了“中道经文”的理论，在公元15世纪被译成汉语时书名为《中论》［26］这一学派的核心理论可作这样的释义：“一切事物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而没有一刻是相同的，因而一切都是不真实的。”［27］两位与佛学辩证法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哲人是僧肇（384—414）和吉藏（549—623）。僧肇强调这种思想形式与道家中相似流派自然而然的密切关系；与此相反，吉藏认为，只有运用排斥和否定的辩证方法才能达到终极真理———“谛中”，并详尽阐明了排斥和否定的辩证法。［28］

从这些段落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我们在中国古代思想的自然观中所发现的突出对立因素互补关系的观点，在这些方法论的讨论中，在某种程度上已被冲突和互补都可能发生的看法所取代。同样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