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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南京暴行事件，在这里有必要叙述一下叫作安全区的国际难民区。

首都南京陷落时，有四十名左右的外侨留在这里求走，他们不顾其本国的外交代表的劝告，把生命危险置之度外。留下来的外侨人数，正如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所引的材料——估计是外侨马吉牧师秘密致其在上海的妻子的那封信里，谈到十二月十一日那天情况时说：“我们现在外侨二十七名，其中美国人十八名，德国人五名，　英国人一名，奥地利人一名，苏联人两名”（前引书2，第二十八页）。在十二月十七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中，也认为在南京有二十七名外侨（《南京安全区档案》第九号文件，田伯烈编写的书，第六号文件，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　第一二七至一六八页）。但是这二十七名外侨，并非留在南京的全部外侨人数，他们不包括宣传报道工作人员、大使馆工作人员和女侨民等等，似乎仅指除此以外的男侨民而已。实际留下来的好像有四十名左右。在这四十名左右外侨中，有十五名侨民参与组织国际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的设置，目的是为了保护、救济当时留在日本军占领下的南京三十万左右市民。前面提到的南京安全区就是难民区。

根据十二月十四日那天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当局的公函中所附名单（收于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该委员会由十五名侨民组成，计：德国人三名，美国人七名，英国人四名，丹麦人一名。而另行组织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方面，　则由十五名外侨和两名中国人组成（前引书1，第一六七页；2，第一二一至一二二、一六七页）。

在后一组织的十五名外侨委员中，有七名与前一组织重复。属于这两个委员会的外侨共达二十三名。但在红十字委员会的委员中有两名是女的，如把她们除去不算，则男侨为二十一名。

可是，在该书收录的各种资料中，除上述二十三名外，还可见到十二名男侨和五名女侨的名字，他们都是官在南京的外侨。合起来，外侨人数为男三十三名，女七名，共四十名。在不属上述两个委员会的外侨中，除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John　Allison）和巴赫（J。　Lossing　Bach）

教授外，人们知道还有《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等五名宣传报道工作者，如从三十三名男侨中除去这七名，就成为二十六名。这与马吉牧师（？）的报告和十二月十七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公函中所说的二十七名相比，仅少一名。在两个委员会的成员中有男侨二十一名，其他男侨除知道名字的十二名外，恐怕还有一人，定居的男侨人数还是二十七名，这可能是正确的。

接着要指出的是，马吉牧师（？）所说的二十七名不同国籍的外侨，在人数上稍有出入。这与前面提到的十二月十四日发出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公函中所附名单一比较就清楚了。另外，在《确京安全区档案》中，不完整地记载着二十二名外侨名单，其中德国人五名，奥地利人一名，苏联人两名，　美国人十四名（前引书2，第一七三至一七四页）。这里，少了四名英国人和一名丹麦人（计二十七名）。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侨居南京的外侨时常聚集在一起，他们为了对付日本军的空袭，为安全起见，就设置中国人和外侨可以避难的安全区问题进行了商议，认为“当此日本军来临之际，情况紧急，希望在事后得到中国和日本两国承认的情况下，设置专事建立安全区的委员会”，不久，这个委员会的核心——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了（田伯烈编写的书，　载前引书2，第二十一至二十二页）。德国人、实业家约翰·拉贝就任主席，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斯迈思博士担任秘书。

南京市市长马超俊把安全区的行政权交给国际委员会，是在十二月一日。这些权利包括涉及警察、重要公共事业、消防、住宅、食品以及卫生等各种职权。为了执行警察行政任务，还移交了四百五十名警察。市长还保证向安全区供应三万担米、一万担面粉和盐，并拨给十万美元予以资助。事实上，该委员会很快得到了二万零九袋米的发货单和现款八万美元（前引书1，第一五九至一六○页；2，第二十七至二十八页、一二五、一二七、一三一、一三八、一四八至一五○页）。

这一安全区的范围规定为：南至汉中路，东至中山北路（今人民北路），北至山西路（实际上从山西路更向北延伸），西至西康路。面积为两平方英里，约占城内总面积的八分之一而巳。据说该区建筑物仅占城内总数的百分之四。管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　其办事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