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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趋堕落的日本现代军队

在明治维新的变革中诞生的日本现代军队，似乎从某个时候起就已渐趋堕落。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七日，畑俊六大将接替松井石根大将担任了“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他说：

“说起来已是过去的事情了，在日俄战争中也没有听说发生过掠夺和暴行之类的事件，而在这次战争中却发生了若干暴行事件。……我这样认为，　这难道不是日本的道德观念的基础比日俄战争的时候差了吗？　”（《南京屠杀确有其事吗？》，载《丸》，一○六号：《大陆军战史》）

畑大将认为，日本兵对待战场上的民众和散兵，其态度，在日俄战争与日华战争相比时有天壤之别。　对此，　在“华中方面军”担区副参谋长职务的武藤章中将（当时为大佐）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检事审问书中说：日本军队胆敢施加暴行，那是从一九一五年出兵西伯利亚时开始的，在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时，“这种暴行在日本陆军中没有先例”　（《远速》，一五九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一七三页）。

可以这样理解；畑和武藤两人所说的日本军队之道德败坏，一般是从日俄战争以后开始的，其显著表现是在出兵西伯利亚时。这一事实，自然同日俄战争以后出现日本军国主义的结构直接相关，两人的发言是引人注目的证词。

这种道德败坏，不只限于士兵。似乎在师团长以下的全体军官中也都能看到这种情况。松井石根大将在同花山信胜谈话时，对师团长一级道德败坏问题激烈地指出。“在日俄战争期间，我以大尉身份参战，那时的师团长无疑要比现在的师团长好多了。”（参照本书第二二七至二二八页）

如前所述，畑和武藤两人就日本军队的军纪败坏倾向所提出的证词内容，考虑到与日俄战争后日本军国主义的结构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有关，但是否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好像还是个问题。

我对畑和武藤两人所说的话，一开始就产生若干怀疑。因为在中学生时代，通过军事教练的教师、退伍老军官所谈的亲身经历，曾听到过当年暴行的事实。我又通过家永三郎所著《太平洋战争》一书，看到了当年在台湾发生的有关暴行的照片，

那是他从他父亲家永宜太郎——一八九五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后委以陆军步兵少尉而前往台湾赴任——少将的遗物中发现的。

其实，在《亚洲》杂志一九七一年八月号所载《南京大屠杀》一文中提出的所谓在“日俄战争以后”云云等观点，立即受到了鹈野晋太郎——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军事法庭上和藤田茂中将等七人一起被判了罪的当事人——的批判，他的批判文章发表在该杂志同年九月号，题为《〈南京大屠杀〉读后》，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事实上，日本军在日清战争时，攻入旅顺后不久，进行了如同在南京发生的那样的大屠杀，杀害两万人，这段历史应如何看待？……从明治政府建立侵略性的天皇制军队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宣传活动，说要进行‘征伐台湾’的大屠杀，直到‘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崩溃为止，其残酷性始终不变，这一点是令人难忘的。”

虽然已有上述批判，但我重视畑和武藤的证词，在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南京事件》中，详细地介绍了鹈野的批判文章，并对他们两人的证词表示有若干疑问，即使这样，我仍固执己见，不想修正自己的观点。原因之一，那是因为献身中国人长达四十年之久的传教医师克里斯蒂——一八八三年来到奉天（沈阳）——在其所著《奉天三十年》　（Dygald　Christie；　Thirty　years　in　Mukden，　1883…1913，London，　1914。　）一书中，说是在日清战争时，日本军的军纪严正，出乎意料（上册），根本没有提及在旅顺所发生的屠杀事件。

克里斯蒂牧师在战争开始后即去牛庄（营口）避难。如果发生了鹈野所说的多达两万市民被杀之大屠杀事件，这一传闻当然会传到在牛庄避难的牧师耳边，他理应把它写入自己的那本书中，但该书却看不到这方面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