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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他们的武器只有红缨枪之类，现代武器一概没有，这却与事实相反。本来是以短枪为武器的，所以称为红枪会、黄枪会或黑枪会。如果与土匪等为敌，尚可以，但在与军阀和国民党军队处于对抗的高潮时期，枪会运动不要说是步枪，甚至连大炮也装备起来了。对此，古贺骑兵联队长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九日在锦西城外遭到了力量雄厚的“土匪”的攻击，中弹两发而死（关东军参谋部编：《满洲事变战志》　，　第一○八页）。这次古贺联队长之死，实际上是与红枪会对战而战死的（庄司宪季；《太湖勘察记》，第一一五页）。

关于“红枪会匪”的知识，山本七平说：“我听到的情况与铃木二郎的报道不一样，与林芙美子的随军报道大致相同……”林芙美子在日华战争中两次从军，一次是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攻陷战，另一次是第二年的汉口攻陷战。作为随军记者，有关于南京攻陷战的　《南京行》　等五篇文章（收录于一九三八年七月改造社出版的《我的昆虫记》中），还有关于汉口攻陷战的《战线》（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朝日新闻社出版）以及《北岸部队》（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央公论社出版），我们都可以看到。在这三本书中，仅《北岸部队》写到了红枪会战士。林芙美子从广济出发，来到西河站前的河岸，此时在那里看到了“红枪队队员”的尸体。她叙述如下：

据说，今晨八时左右，军队来到西河站后，就有四、五百名中国人手持红缨枪，从河堤上隔河反击过来。听说连步枪也没有，只是拿着红缨枪，哇哇地冲过来，但不堪一击地被打发掉了，迟逃一步的红枪队队员，三个、五个倒在河堤下和战壕里死去。他们中有僧侣，身穿蓝或黑色衣服，头发一律剃光。每具尸体的胸前都贴着绿色四方角的纸片，在每张纸片上写有很大的“佛”字。一个队长模样的尸体还扎着白色腰带。太阳刚刚升起，河堤上的草木郁郁葱葱，而红枪队队员的尸体却流淌着鲜血，怪煞风景的，但总觉得所见景色如同古式的版画一样（《北岸部队》，第一二二至一二三页）。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山本七平说：“我所听到的情况与林芙美子的随军报道大致相同。”然而，只要看一下这里所引用的林芙美子所写的报道，就知道她本人似乎还不知道她所说的“红枪队”就是“红枪会”的战士（《北岸部队随军记》便是抄录了《北岸部队》并进行若干加工后收录在陆军省报道部编、陆军画报社出版的《大陆战史》（一九四一年出版）中的。这里，把“四、五百名中国人”改为“四、五日名中国僧侣”，而且还有“僧侣们”云云。日华战争爆发三年后，林芙美子看来还未了解红枪会的实质。这点暂且不说，关于“红枪会匪”的情况，山本七平所写内容与林芙美子的记述毫无关系。

再者，铃木二郎记者描述了俘虏们站在十三米高、二十五米宽的城墙上等待着“死亡的到来”的大无畏精神。对于这一点，山本七平冷嘲热讽地说，如果是从城内看到此种情景，铃木二郎想必是具有“超人的远视力”的人，“社会上也有一些奇妙的新闻记者”（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九页）。不过，这又是过甚的强词夺理。

山本七平一口断定铃木记者是从城内看到城墙上的现场情景的。当时，也许允许新闻记者登上城墙看屠杀情况。就假定并非如此，而是从城墙下往上看到的吧。这时，如果也从城外往上看，自然也能看到等待死亡到来的红枪会士兵的情景。而且，从城内远离城墙内百米之外遥望城墙上靠城外一边的俘虏，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以望远镜这一有效工具取代“超人的远视力”，不就可以看清他们的情况了吗？

此外，铃木二郎记者在屠杀俘虏的报道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