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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需要和活儿的轻重来分配粮食。朱德从五岁起就上山打柴、割草，帮助家里干杂活。后来，在接受艾格妮丝·史沫特莱采访时，他曾经说：“我从小就是饿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时，我就不大怕饿，好象根本不知道饿。讲起干活，也是一样。我从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来做体力劳动时，我从来不觉得面子难看。走路也是一样；成年以后，虽然有时有马骑，可是一生之中差不多都是走路，经常几个月、几年长距离行军，同我所指挥的战士们一起走来走去。”家庭的熏陶锻造了他勤劳俭朴、宽厚善良的秉性；在这个“农民世家”里，祖父朱邦俊是一个富有农事经验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下田种地；伯父朱世连（朱德自动就过继给无儿无女的伯父，伯父很喜欢他，朱德以后能读书，主要是靠伯父的资助）是个治家严谨，心里有盘算的人，干活出力，知悭识俭，一分一毫都省得不能再省，为全家打主意。父亲朱世林也是一个终年劳动、寡言少语的老实农民。

伯父虽然没有子嗣，但从不借口休妻，也从不虐待妻子，他的这种遇事自有主见的做法给朱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而对朱德后来的人生道路带来最大影响的仍然是他的母亲钟氏。我们并不是在此图解“恋母情结”的理论，每一个人，当他第一次睁开双眼，好奇地打量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看到的第一个人，无疑总是他的母亲。他躺在母亲的怀里，吮吸着母亲的乳汁，承受着母亲的爱抚，聆听着母亲的呼吸，接受着母亲的哺育和熏陶。

1。2　母亲与师傅

朱德的相貌酷似母亲，表明他更多地得到的是母亲的遗传基因，而这种“遗传偏向”不仅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在朱德的记忆里，母亲比一般妇女要高大一些，强壮一些，裤子和短褂上，左一块右一块都是补丁，两只手上伏显着粗粗的血管，由于操劳过度，面色已是黝黑，蓬蓬的头发在后颈上挽成一个发髻，两只大大的褐色眼睛充满了贤慧，充满了忧愁。她出生于流浪艺人之家，不但一贫如洗，无家可归，而且受到世人的轻视，地位十分卑下。能嫁到朱家这种有几间草房的庄户人家里，对她来说已是莫大的幸福了。她那硬朗、高大的身躯支持着自己没日没夜地劳动，年复一年地生育。她无论什么时候都怀着肚子，无论什么时候都在煮菜烧饭，缝缝洗洗，扫地担水，象男子汉一样下地干活，甚至在朱德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还正在烧饭，还没等饭烧好，朱德就呱呱落地了，生下朱德后，母亲就立刻起身，接着做饭。朱德后来曾深情地回忆说，自己的母亲“可怜得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做姑娘时还有名字，嫁过来以后只按家庭地位来称呼：对于孩子是“娘”；对于公婆是“二媳妇”，对于丈夫是“你”或“孩子他娘”。对公婆，她大敬大孝；对丈夫，她依从顺服；对妯娌，她贤惠和睦；对邻里，她乐善好施。她克勤克俭，精打细算，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家庭生活和农业劳动中。她就是这种女人，是旧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

在朱德眼里，母亲是举世无双的完人，他热爱母亲，敬重母亲，把母亲当作做人的楷模。母亲干什么，他也总是跟在后面有意无意地模仿着。朱德从他母亲那里得到一个强健的体魄，同时又跟着母亲养成了勤劳和俭仆的好习惯，学到了同困难作斗争的经验和敢于吃苦耐劳的坚强意志，这些东西他一直保持着，当了总司令，当了委员长也照样没丢。

朱德的母亲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奉献了自己伟大的儿子，自己却一直保持着劳动妇女的本色。晚年，朱德曾将母亲从家乡接出来，奉养在身边。可是母亲过不惯外面的生活，她离不开土地、离不开劳动，劳动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就和粮食一样重要。于是她又回到了故乡，回到了土地上、纺车旁。直到八十多岁，还时常纺线，临终前仍不辍劳作，终生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抗拒任何艰难磨折，这似乎来自一种“遗传”，因为朱德的祖母同样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能干妇女，而且也是直到进棺材之前，还和全家在一起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后来，朱德在《母亲的回忆》一文中说：“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在她逝世后敬献的挽联中写道：“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无产阶级完人。”

如前所述，朱德在家里排行老四，又是第三个男孩子，在大家庭里是个不上不下的地位，所以既要帮助哥哥干杂活，又要像个保姆似地照顾下面的弟弟们。他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因为穷人的孩子从来就不过这种日子。在这个佃农家庭里，没有一个人不劳动，劳动与生活一样重要，生活也就是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