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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群众。你是干部，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作风，事事处处要为战士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决不能损害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营长听后连连点头，惭愧地保证：“总司令，我今后一定注意！”

故事五：朱德所到之处，总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一次，他到成都，在招待所下车后，服务员请他休息，他却说：“不忙，我先到园艺组去报个到！”来到园艺组，他同工人一一握手问好，就象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在这里常常系着围腰跟工人一起劳动，让人分不出谁是工人，谁是委员长。

在老家马鞍公社，他见到小孩就拉到自己怀里，见到老人就让坐在自己身边。在他家的院子里，他的腿上、背上爬的全是小孩，常常是他人一到，院子里就人声鼎沸，笑语喧哗，谁主谁客，难分难辨，好个热闹景象。

这一类故事在朱德有一生中多得不胜枚举。1937年，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继其丈夫埃德加·斯诺之后，访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关于朱德，她曾在《红色中国内幕》中写道：五月份一到延安，朱德就来看过我。在一幅流传很广的图画上，朱德是一位挥舞大刀、身先士卒的勇猛斗士。但就我所见，他本人与这幅图画上的形象完全相反。

朱德是一个慈祥、和蔼、说话沉着、言行恭谦的人。他不会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因为他将自己的人格完全融入了自己的工作之中。

一瞥之中，朱德身材适中，健壮结实。……在我的印象中，朱德是全中国少有的心地善良的人物，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是一位少见的军人——战争在他看来并非一种建功立业而是一种结束苦难的手段。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宽容大量、感情丰富的人。作为一位头发灰白、年过半百的老战士，他在真刀真枪的战火中度过了半世生涯。无尽头的中国内战中的悲惨故事都刻写在他那满脸的深深皱纹之中了。平时他的嘴唇老是显出一种忧郁而严肃的神情。……朱德没有什么军人气概。……朱德的动作温和、缓慢、从容不迫，全无一点粗暴之处。看上去，他就象一位入定的菩萨一样平和恬静。

与其说朱德是一位至高无上的司令官，还不如说他是一位民众的领袖。他的性格与习惯都是十分民主的。我曾向他的夫人康克清问过他的特点。康女士略一思考，便这样对我说：“我觉得，他的基本特点是天生的温和可亲。其次，他对一切事情都很负责，无论这事伟大还是渺小。第三，他喜欢和普通战士一起生活，他常常和他们促膝谈心。战士们衷心爱戴他，因为他过着普通战士的简朴生活，必要时也和战士做一样的工作。他的绰号是‘伙夫头’，他看上去就象一个普通士兵。……有时清闲下来，他就去帮助农民种地。他还常常从河谷挑粮上山。他非常强壮健康。他喜欢玩篮球，喜欢看体育比赛。他什么东西都能吃，从不需要特殊食品，只要辣椒管够就行——因为他是四川人。他每晚都是十一、二点才上床，可清早五、六点钟就起来了。”

朱德就是这样一个人，长征时期，他是“红军的父亲”，和平时期，他是人民群众的“父母官”，在他的身上，晃动着一个劳累过度而又经验丰富的老农民的影子，置身于千千万万农民群众之间，他真正能够和他们打成一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象农民一样喜欢看喜剧，每当喜剧上演时，总是可以听到他高声大笑的声音。当他几次三番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离家出走，踏上一条通向戎马生涯之路的时候，我们似乎和他一起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阵痛，一种切断同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农民意识的“脐带联系”时所产生的阵痛，然而于此同时，朱德的“快刀斩乱麻”并不想割断他和农民群众的鱼水之谊，瓜秧之情；大凡是和农民有关的东西，他都有一种下意识的迷恋，比如农民的粗布制服，农民式的生活方式，农民式的谦恭，农民式的热爱劳动……1960年，正值四川大旱。一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雨，第二天清晨，地委负责同志见到朱德时说：“这雨下得好啊！”正在做操的朱德连忙说：“不是下雨，下的是粮食啊！”朱德平时看报，只要有关于农业的报导，他都格外仔细阅读。家里有人从外地来，他也总要询问当地的年成和农民的生活。有时自己坐车外出，从公路急驶而过时，常常叫司机停下车来，自己走到田头去观察庄稼长势，遇到有人在田间耕作，他还要主动打招呼，和大家攀谈。1976年春天的一天，朱德乘车外出，正赶上刮大风。

途经一个很大的果园，他看见纷纷吹落的花瓣，心里不由一沉、他想：这么大的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