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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总理将一切体育锻炼都停了,只剩了一种运动,就是从这个“救火现场”赶到那个“救火现场”,这种匆匆赶赴现场的急行,客观起到一种体育锻炼的作用。
但由于“救火”的心焦情急,这种“运动”对身体其实是弊大于利。都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这种“救火”没完没了,一个比一个急。都说总理是累死的,这话一点不假。
在我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总理的休息有时已经是带了抢救性质。
1967年春天的广交会上,红卫兵要砸烂广交会,总理轮流找各派红卫兵谈话,作他们的工作,30小时没离开现场,没停止谈话。劝说完红卫兵,接着又连续工作70多小时,前后达100多小时没睡一觉,没休息一刻。
他在办公桌前突然面色苍白,额上沁出一层冷汗;由于痛苦,脸上的肌肉绷紧,嘴巴抽缩着想挺过去那难忍的胸闷和心绞痛。
保健医生张佐良闻讯起来,一摸脉搏,早搏很多。马上给总理做心电图。当时301医院的一位专家黄教授正陪胡志明主席在广州的小岛疗养,张医生就拿着心电图给黄教授看,确实早搏频繁。两个人研究之后,决定给总理用药和吸氧。
从此,总理每天多了一项帮助他休息并恢复精力的内容,就是睡觉前吸一会儿氧,改善血液的供氧状况,以维持他超负荷的大工作量。
就是天天吸氧,总理仍然发生过几次缺氧和心脏病发作。比如红卫兵火烧英代办处那次,总理又急又气愤又过度劳累,心脏病就发作了。医生进行了抢救。
对于久坐不动或少动的人,洗澡无疑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就是坚持搓澡。在1956年以前,他是泡澡;1956年以后,由于年岁大了,主要是搓澡。他搓一次澡,全身血液流畅,是很解乏,很有效果的休息。
周恩来也常洗澡。但他不像主席由卫士侍候,由卫士帮忙搓澡;他一向是自己洗,从不要人帮忙。
在他发生过两次心脏病后,大家就都担心了。总理毕竟年事已高,身体远不能比当年,万一洗澡出了什么事,外边不知道,这个责任可不得了。
我们与保健医生商量后,决定以后不能再让总理一个人洗澡。第一次帮总理洗澡是张医生和卫士小高去的。他们进入卫生间时,见总理正坐在浴盆里喘呢,忙上前帮忙。
“我没事,你们去,我不习惯,我自己能洗。”周总理不让外人帮忙。
“总理,你心脏不大好,万一犯病身边没人怎么行?”张医生劝说:“我们已经进来了,还是帮你一把吧。”
说话间,小高已经动手帮总理搓泥。在这种情况下,总理才勉强接受了服务。
从此,我们再没让总理一个人洗澡,我和小高及张医生,总要有人陪他进卫生问。而这时,总理实际上已经患了癌症,在我们开始帮他洗澡前,就已经查出了癌细胞。
就在身患癌症后,有次总理又是工作30多小时没休息。我忍无可忍地进去说:“总理,你必须休息了……”
总理从眼镜框的上边望住我,小声说:“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总理终于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声音天天在我耳边回响:
“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夫妻之间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夫妻关系,无疑可以为人楷模。既是反封建的,又继承了民族的传统的优秀道德;既是反资产阶级腐朽化的,又焕发出解放的现代文明的新气息。
对于恋爱与婚姻,周恩来像大多数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认识和态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周恩来15岁进天津南开学校,19岁毕业,在一所教育比较进步,并且很有特色的学校里,度过了对一个人思想性格的形成有极为重要影响的时期。
南开学校是今日南开中学和大学的前身,于1940年在严氏学塾的基础上,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创办的私立学校,创办人严修在清朝做过翰林和学部侍郎,思想比较开明。校长张伯苓是从北洋水师学堂以第一名毕业,又到日本欧美考察过,办教育很认真。
周恩来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并且成绩优异。“心算比一般同学笔算还快”,并且在全校不分年级的作文比赛中,以《诚能动物论》获第一名。
卷子上的姓名是密封的,所以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