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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必须”选哪个？当然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叶帅亲自同我们有关几个人谈话。医生反映病情，叶帅沉重痛苦地说：“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这个“事”就是指给总理作胃肠镜检查，以便及时找到出血的肿瘤，尽快切除。

叶帅下这个决心确实痛苦，他两眼潮湿地命令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总理安全回来。”并且确定说：“卫士长作这次护送的总领队。”

出发前，我们研究了各种防范措施。我作总领队，同行还有卫士高振普和一个医疗小组，小组成员包括心血管病专家方圻，泌尿科专家吴德诚，总理保健医生张佐良和护士徐奉生。大家都高度重视这次任务，决心保证总理安全回北京。

12月23日中午，我们来到西郊机场。总理原计划与王洪文同机飞赴长沙，可是我们到了机场，王洪文还没到。当时我就火了。王洪文是个小年轻，本该他提前到机场等总理，现在却让总理以古稀之年，重病之身，冰天雪地在机场等他？岂有此理：万一出了事谁负得起责？

我给王洪文那边挂电话，原来他是睡过了头，还没起床。这是决不能等的了。我就含糊对总理说：“王洪文坐另一架飞机走。”

这样，总理不再等，由我们护送上飞机，于下午2点左右到达长沙。

一下飞机，总理就问前来迎接的干部：“王洪文到了吗？”

“在北京，还没起飞。”这位干部回答。

“他睡觉睡过了时间。”我到这时才说明。

王洪文下午5点多才到长沙，晚7点半左右，总理和他一同去见主席。那时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左手指的那一排“煽风点火”者，如今王洪文是代表；右手指的那一排“救人于水火”者，总理是代表，两派政治力量的代表同时去向主席汇报。我那时感到，毛泽东一再呼吁“联合”，“团结”，就是想让这两派力量团结，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我们守候在门口休息室，两个多小时，谈话就结束了；总理一身轻松，毫不显累，脸上挂着微笑。王洪文对总理也表现出客气、尊重和礼让。于是，我知道这次谈话是顺利的了。

总理照主席的意思，在长沙逗留了5天，前面讲过，12月26日那天，总理还请我们陪送人员及军区、省上的几位负责同志吃饭，当然是他自己掏钱请客，为主席祝贺生日。第二天，我们就护送总理安全回到北京。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他最后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并且由此开始了一系列的“最后一次”。我在后面将一一讲到这些“最后一次”。

总理在报告中，曾有一段话提高了声音，这段话是：“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始终认为，这是总理生前留给全国人民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遗言。

四届人大开过之后，总理病情急剧恶化，经肠胃镜检查，接近肝部位的大肠内有一肿瘤，3月底作了第3次大手术。

包扎刀口时，躺在手术床上的周恩来缓缓睁开了眼。他黯然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牵动几下。

医务人员忙把头俯下去：“疼？”

总理闭上眼，表示否定，旋即又睁开。嘴唇开始翕动。医务人员忙把耳朵贴近那张失去血色的嘴。

“叫……叫李冰来。”

刚出手术室的李冰同志听到召唤，忙回到手术床旁，朝总理俯下身去。

“李冰，”总理讷女娲着叫。

“嗯。”李冰应一声，把耳朵贴过去。她感觉到总理呼出的热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

“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去。”讲完这句话，总理鼻凹处已经沁出汗来。李冰眼圈红了，用力点点头，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

她不敢多停，匆匆退出手术室。刚出门，猛地一把捂住嘴，泪水立刻像小河一样淌下来。

这次手术后，总理明白自己的时间确实不多了，第二天就开始工作。让我和小高为他念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大参考和参考资料。有时邓大姐来了，就由邓大姐为他念。周恩来组织纪律观念极强，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