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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怎能安坐家中置身事外呢？

如今，我们认识到了1967年六日战争和1973年赎罪日战争之间的关键区别，那就是1967年早在战争爆发前，预备役部队已经召集到位了，而1973年这场战争开始得很突然，总参谋部甚至有些惊慌失措；并且，1967年的战役发生在敌方领土，而这次却发生在我方领土，埃及人的进攻如此出人意料，彼此的防线交织在一起。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军事指挥部当然不愿意冒风险把我们送到前线去为坦克拍照。

战争已经进行了四五天，而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指令，只能待在家里。无所事事地等待着，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形，这实在是令人沮丧的经历。第六天的早上，我终于忍不住了，没有去埃坦…戈申的办公室，而是径直去了国防部的军事大楼请求调动。很快，他们就同意了。一两天后，我们整个团队被召集起来，并派往前线，从事与六日战争时一样的工作。

巧合的是，我们起先也是开赴戈兰高地，很快就发现我们处于危险当中。我们正经过的道路以及整个周围的区域都还在遭受叙利亚炮兵的轰炸。尽管前线已经突破以色列并延伸到了叙利亚，但至少不再是偏远的西奈，这样我们偶尔能离开戈兰高地的战场去休息一下，即使不在自己家里，但至少是在以色列境内。一天晚上，我打算睡在阿耶莱特哈夏哈尔基布兹，傍晚时分我先赶到伊夫塔赫基布兹看望乌里和他的家人。我们兄弟见面，分外开心，一起聊了很多，其中也聊到了父亲。我惊奇地发现，乌里和父亲是那样地相像，这是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

“父亲在这场蒙羞的战争之前去世，对他个人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乌里平静地说道，看得出乌里已经习惯了父亲的离去，不再那么悲伤，而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习惯呢？

临走前，整个伊夫塔赫基布兹的人都聚集起来，为即将返回战区的英勇战士罗尼告别，乌里的5个孩子则对来接我的军用吉普车充满好奇，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这里摸摸，那里看看。我手里握着枪，俨然是一位真正的战士。就在我跳上座位的时候，发生了一点小意外，枪从车上掉了下来，司机在确认没有人受伤之后，重新发动了汽车。我系上安全带，略感不安地转身去看乌里，他紧紧抱着自己的头，晃动着，面上带着笑，我的侄子们也跟着向我告别。好吧，又只剩下这些枪支和我相伴了……

这场战争持续远远超过了6天，我们留守的时间也延期了。不过，这次我们研究的被战争损坏的坦克数量只有刚好一半，而在1967年，我们对所有坦克进行了逐个研究。然而就建设性的结论而言，我们在1973年做的工作却要重要得多，这次，教训更加的残酷和痛苦。

1973年冬季，以色列正经历着痛苦的自我反省过程。就在我辞职的前几天，我们第二个儿子扎赫出生了，按当时时髦的做法，他的名字取自我父亲的名字伊扎克。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戈尔迪·梅厄夫人每天都承受着来自媒体的攻击，对于战场上正在发生的一切，她想得到第一手的信息。为此，她召集了国防部很多分支部门的代表开会，包括有飞行员、装甲兵、步兵，还有来自部队情报部门的人员，我也名列其中。“我们的人民都是军人，”她开门见山地说，接下来她表达了希望直接跟“人民”对话的愿望。说实话，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在别的国家是否有发生，也不知道这样体现领导人和街上的普通百姓如此亲近的会议在其他地方是否召开过。

戈尔迪总理离开她的办公桌，在一张面朝我们的扶手椅上坐了下来，而我们则在离她很近的地方围坐成一个半圆，就像家庭聚会一样。“告诉我所有的事情，”她用有些沙哑的声音说道，“这里只有你我，不会有会议记录，你们可以畅所欲言。”接下来，以一种惯有的美洲口音，她问了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起初，我们的回答还比较谨慎，“是”或“不是”都显得很犹豫。慢慢地，回答的语气变得更加坚定，就像水从井中奋力地喷涌而出，而故事一个比一个来得痛苦和惨烈。我们描述了当埃及人出其不意攻击来临时的震惊，我们的国家对此几乎没有准备，采取的应对措施也很缓慢，犯了很多的错误。一个来自装甲部队的士兵说道：“说这些伤害到您，这使我感到痛苦，但更令我感到痛苦的是想到我那些被杀害的朋友。”总理听大家说起这些的时候，脸色苍白，后来她忍不住哭了起来，不停地啜泣。我不记得当时我们究竟一起坐着谈论了多久，场面令人感到很凄惨。本来有饮料和蛋糕就在手边，但始终没人去碰。

整个国家处于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