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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等待期开始于1967年5月，当时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驱逐了联合国观察员，并开始向西奈半岛增兵。虽然我们其他的阿拉伯邻国含糊其辞，以色列静观其变但做好了战争的准备。之后，纳赛尔对以色列船只关闭蒂朗海峡，这样的封锁实际上束缚了以色列的手臂，让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然而战争却姗姗来迟，以色列国防军似乎完全忘记了它拥有备受称道的武器研发部队，没有一个任务派发给我们。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坚持每天聚在位于特拉维夫总部的地下室，进行头脑风暴，我们将每个军区碰到过的情景形象化，然后研究最有效的解决方案。我们编辑整理了大约25个紧急事件清单，比如监控燃料、军需品和食物供应护卫队，沿着他们的路线分析后勤绩效。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一开始的空袭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那么步兵和装甲师必须深入西奈腹地，在那里，他们将穿越沙漠公路，会遇到很多严重麻烦，因此我们将这样的问题考虑到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的使用性能中去。如果铭记在心或者不断呼吁，我们想至少在实际中会有所准备。我们仍然没有从总指挥部得到任何指示，大概他们都忙得不可开交，让那些真正的勇士为战争做好准备。

在武器研发部队高度戒备期间——有人开玩笑称之为“天才的戒备”。我们这些新加入者大把的时间都是在老前辈们的陪同下度过的，当时跟我一起服役的有很多后来都成了杰出的大人物，像艾朗·克尔伯格现在是哈佛大学教授，耶胡达·卡哈纳和艾瑞克·泰米尔成为了特拉维夫大学的教授，米基·塞缪尔是魏兹曼科学研究所的教授，而摩西·本·巴萨特在运筹学研究方面颇有造诣，后来成了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出生在弱小贫穷的以色列，却接受了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组成了一个高智商的小团体，很好地发挥了“希伯来大脑”的潜能，当然教育功不可没。我们所有人，不论是年轻的新兵，还是服役多年的老战士，都渴望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一显身手，扮演重要角色。

在战争爆发之前，我们晚上都能够回家。马蒂亚和我习惯去阿尔罗祖奥大街的安琪儿咖啡馆，这里照常营业，只不过收音机里的广播充斥着不好的消息：以色列经济陷入深深的衰退；利比亚加入了对抗我们的阵营，接着是伊拉克。一边喝着咖啡，马蒂亚一边询问我，以色列理工大学因为大量的预备役征兵而将毕业典礼推迟，没有典礼，没有毕业文凭，这是否让我烦心？

说真的，现在我确实完全忘记了这些。

每天早上，我们都返回总指挥部，也就是那座有着红屋顶的两层石头房子重新加入“天才的戒备”，大部分的普通士兵就随机被安排在石头房子里的各房间内。这座房子是19世纪由教团军人建造，放眼望去，它是一座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实际上这并不符合以色列国防军的安全标准，周围是各种各样的棚户建筑，也夹杂着英国托管巴勒斯坦时期留下的石棉瓦屋顶小屋。在这些各色各样复杂的建筑群里，暗藏着为国防军高级军官准备的地堡，这些现代的建筑当然符合安全规程，不过这是专门为军队要人准备的，而不是为我们这些普通士兵准备的。在这整整三个令人神经紧张的星期里，这个国家最好的智囊们就待在没有导弹防御系统的地下室里，没有人有时间考虑将我们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尽管这样做有利于国家的未来。全国人民都待在笼罩在黑暗之下的不安全建筑物里，然而对他们来说，灯火管制只是一个小麻烦，更可怕的是心中的黑暗，真真切切的世界末日般的感觉不断地折磨着我们。民防管理员教导普通民众用胶带密封窗户，但实际上玻璃破碎是他们担心的事情中最不以为然的，真正的恐惧是担心以色列会毁灭。这样一个小国被成千上万充满敌意的阿拉伯人包围着，另外这个冷漠的世界曾经对屠杀灭绝犹太人都无动于衷，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境地。如果这一次以色列不再像1948年独立战争那样取得奇迹般胜利，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有一个笑话已经流传开来，以色列国际机场向公众的广播通知就是要求最后一个离开这个国家的人关掉灯再走。

1967年6月5日早上，战争终于爆发了。我们像往常一样被召集到部队，但并没有被指派具体的任务，总参谋部显然是把我们给忘了。整个武器研发部队组成十五辆车队，出发去执行我们预先编写的任务清单。在部队因为拥有博士学位而被称为“万事通”的四个预备役军人坐在一辆被征用来的民用车辆里，我们年轻人坐吉普，由于没钱考驾照，我投靠了会开车的朋友米什卡。我们得到指示先开到南方，在那里会有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