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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南水乡，怕是早已叮满了双腿，拍还拍不过来呢。南北到底不同，也可能是水温的缘故吧，没等天黑，通知返航。像一群溃兵似的赶到了望江屯，正见一艘大客轮，鸣笛待航。大家争先恐后的登上了船。倚着栏杆，兴奋不已。有人起了个头，高声合唱起：“伏尔加河……”在南方我也遇到过发大水，也参加过防汛抗洪，但从没这么凶险，整整十个日日夜夜，令我刻骨铭心。

学校放了两天假，还多发了五元助学金，作为补助。有几个男生没返校，其中有班干贾岱正。铲地防汛他都没参加。我还有一个疑问，怎么没有女生参加？在南方男女可是同工同酬的。记得在婺州二中念书时，女生比男生还能干呢，一点也不让须眉。我的脑际突然又闪过女大夫的影子，不知她是怎么回事，现在何方？

（四—24）

一九六○年的秋季，分外萧杀，由于水涝，减产减收。抢购来的秋菜，比去年的少了一半。白菜不满心，萝卜有虫蛀，土豆又瘪又小，大地一封冻，灾难就降临了。

先是号召“节粮”——支援灾区，以后干脆硬性规定，从每人每天一斤降至八两，又减至六两。对于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年，无疑是釜底抽薪，雪上加霜。菜肴几乎没有油腥，清汤寡叶的，以前碗口大的二两馒头只有鸡蛋大小，两口就吞吐进了肚。稀粥粒米可数，水拉巴叉的，一泡尿就没了。饿的头昏眼花的同学们，整天听着肚子咕咕叫，没了学习兴趣。课堂里死气沉沉的，老师有气无力地讲，学生叭在课桌上似听非听，有的干脆旷课躺在宿舍里，教务处也没办法。仅管政治思想工作摆上了日程，刁泽甫书记不断召开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会议，讲大好形势，讲反修防修，讲共渡难关。我对困难是暂时的，深信不疑，无奈肚子不争气。文鹃回了一趟农场，带回来的消息令人吃惊，听说关内已开始吃树皮、观音土，还饿死了人。从鲁豫冀涌来了大批灾民，出现了抢粮风潮，农场正难以招架呢。我不禁问：“北大荒不是粮仓嘛？”文鹃说话也没了底气：“都运走了，连农场职工都自身难保了。”“这么说，我们还有活命粮维系呢，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菜窖风波骤起，终于东窗事发，偷菜成了公开的秘密。饿急的同学，干脆就抢了。高煤海的枕头里装满了土豆，在炉子里边烤边吃，有时还分给我一个半个的，从不怂恿我去菜窖。他也知道我口风严，不会把这种事情捅出去。但终究纸包不住火，这烤土豆的香味被人闻到，偷偷的告了密，保卫科来了两个人，把剩下的土豆全抄走了。气得高煤海直骂娘，菜窖里的几个农民工也被辞退了。剩下不多的蔬菜也被转移到有人看守的医院大菜窖去。因为偷过菜的同学太多，罚难责众，学校只好在大会上打打雷，终至不了了之了。

饥饿比瘟疫还蔓延的迅速。学校根据上级指示，向大自然要粮，开始“小秋收”运动。半日课，半日放假。已是冰天雪地的天气，我们三、五一群，自由组合，全副冬装在田野上游荡。积雪已有一尺多厚，茫茫雪地哪还有粮可捡？扒开被雪覆盖的秫杆，早已颗粒无剩。听说，头些年，由于广种薄收，“拾荒”的收入十分可观，足够一年的口粮，可遇上这灾年，不知被拾荒者筛了多少遍，早已无粮可捡了。

那天，我和高煤海跑出十几里路，到了一个偏僻的靠山屯，实在饿的走不动了，就坐在谷草堆里取暖小憩。意外的望见院子里挂着好几串“苞米”。我俩定定的瞅了半响，关着门始终没有动静，我听高煤海咽了几口口水，在喉咙里咕嘟了几声，大着胆，向院子挪去。手刚勾到苞米，一条大狗猛的窜出来，咬住了高煤海的裤管。真是“咬人的狗不叫”，我吓坏了，大声呼救。门一开，出来一位蓬头垢面的老大嫂，她喝住了狗，警惕的瞪着我俩：“干啥的？”高煤海镇静的说：“讨口水喝。”大嫂剜了他一眼：“还不说实话，俺家的狗是不咬好人的。”高煤海解开棉袄，“真的什么也没拿。”“那也没安好心，要不，狗怎么咬你。”大嫂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年轻轻的，怎么也不学好？”我惭愧着无地自容，高煤海仍沉着气说，“我俩像小偷嘛？”大嫂瞅了我们一会，终于说，“那进屋吧。”屋里黑乎乎的，除了一铺炕，两只木头箱子，什么也没有。大嫂递给我们一个葫芦水瓢，掀开锅盖，“喝吧。”我俩各喝了一瓢混汤似的刷锅水，说了声：“谢谢！”扭头想走。大嫂眨吧眨吧眼问：“你们是学生？”我点点头。她有些怜然的样子：“头几天，也来过一拨，还是女的，有个就昏倒在俺们的院子里，真可怜。”说着，她掀开炕上的被，从中掏摸什么。从蠕动的破棉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