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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阵春风，几场春雨，白杨张开了嫩绿的树叶，丁香串起了紫莹莹的花瓣，杏树镶满了红艳艳的蓓蕾，走出漫长的冬季，人们脱掉了棉装，显得轻松而又潇洒。虽说是偏远的北疆，但煤城人，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倒也挺赶时潮。穿中山装者有之，穿西服者也有之，还有香港的衫裤，上海的服装，苏联的花布。爱俏的姑娘，还穿起了“布拉吉”（苏式裙子）、旗袍，给煤城平添了几分生气。

宿舍前有一小操场，听说是当年“兴山医大”的学生为上操而修建的，一到下班时分，夕阳余辉中，人们在此休闲、嬉戏。打羽毛球、托排球、踢足球，玩篮球，还有吹笛、奏萨克斯的，更多的是脍炙人口的苏联歌曲，每人都会唱几支。整个小操场喧嚣而又生动，丰富而不失和谐。傍黑后，双双对对的情侣，在夜色中漫步，相依相偎，窃窃私语，成为煤城的一大靓点。我也常顾影自恋，漫步其间。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封陌生人的信，信中如此描述我：他瘦长的个了，典型的南方人气质，轮廓分明，眼睛中带着几分忧郁的神色，常常穿一件紫褐色的对襟中式衫。独自一个人，反剪着双手，在昏暗的路灯下，漫步在街头巷尾，似乎在思索着什么，又像在寻觅着什么…我哑然失笑，不知是出于哪位文人骚客之手？

1963年5月22日晚9点45分，一个可怖的时刻。人们刚入寝之际，不觉天摇地动，初是微微颤动，尔后剧烈的震荡晃动起来。当时人们刚刚躺下，先看见吊线的灯泡晃动，尔后感觉到房间的震动，还听到哔剥作响。我茫然中，不知所措，只听外面人声嘈杂，只听有个尖利的声音在喊：“冒顶了，快跑啊！”我一个“鲤鱼打挺”冲到门边，剧烈的摇晃，使我失去平衡，一下摔倒了。没容我再站起，又是一阵筛糠似的震动，我趴在门边，静等了几分钟后，才恢复了平静。陈慧睁开惺忪的睡眼，望着我问：“咋的了？”我惊魂未定，“谁知道，好像是地震。”陈慧说：“你坐在地下干嘛啊？”我站了起来，拍了拍身子，“你睡的真香啊，地震了都不知道。”“啥，地震了？见鬼了！”

这时，楼前小操场上，人声鼎沸，乱哄哄的吵成一片。男人有的光着脚丫，有的赤身*，有的只穿一条短裤；女人们只穿内衣*，即使是大姑娘也都光身露腿的，忘记了羞涩。有人说，可能还有余震，人们再也不敢回房间了。在弥漫着紧张的氛围中，惶惶中的人们，有如丧家之犬。

听说有不少人在情急之中从窗户跳了下来，有好几位骨折了，已送去急诊室。陈慧说：“我带你到安全的地方去。”“哪啊？”“医院住院部。”“要是地震，楼越大，不是越危险嘛？”“放心吧，当年小鬼子投降时，用一车炸药都没炸掉。”果然，大楼巍然的屹立着，像是煤矿的保护神。住院的病人都没有感觉到地震。

今日获悉：昨晚发生的是级的地震，倒塌了许多平房，有几处新盖的大楼裂了缝，据不完全统计，受伤百余人，有三人死亡，但矿井都平安无事。

陈慧的同学，检验师袁立，是“五；一”结婚的，住的是女方的自建房。地震时，袁立正值夜班。第二天他下班回家里，见住房已经倒塌，赶忙喊人，从废墟中扒出新婚的妻子，早已一命归西。袁立抱着妻子的遗体，大声恸哭，惊天动地。从此，他傻呆呆的，不断的呼唤着妻子的名字，念叨着，“死了好，死了好！”之后，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我和陈慧去看望过他，他连老同学都不认得了。陈慧惋惜着说：“他是个技术尖子，白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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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年，国民经济全面复苏，政策也相对宽松，许多禁令开始解冻。陈慧拉着我去逛庙会，我怀着猎奇，欣然同往。

在我的印象中，庙会是寺院庙堂的佛事活动。赶庙会的都是善男信女，小时候我曾在南方的小镇见过。在记忆中，这种和神联系在一起的庙会十分热闹，不但有三教九流的杂耍，草台班子的斗台婺剧，还有舞龙耍狮。尤其是各种各样的地方风味小吃，令人留连忘返。解放后，为了破除迷信，打击投机倒把，改成了物资交流大会。

庙会在“老街”当年慈云寺的旧址。寺前有一片空地，一溜的摊贩，各种地方小吃；麻花、尖饼、粘豆包各类土特产；木耳、蘑菇、金针；当然还有针头线脑，瓜果蔬菜，服装鞋帽；令人吃惊的是竟有算命先生。陈慧笑着说：“大开眼界了吧？”我意识到；这世道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游完庙会，我和陈慧兴致勃勃的议论着，回到宿舍。偶尔一瞥，门口黑板上赫然写着：“方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