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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父来信，十月份要回鹤岭搬家。一个雨夜，岳父风尘仆仆地回到鹤岭。不知出于何种心态，闭门谢客。但闻讯来探望的还是不少；一部分是财贸系统的老部下，还有农管系统的，有几位是和他同时调省的处、厅级干部；还有农管总局驻鹤岭的办事处和小煤矿的头头，岳父正是分管工副业的副局长。闻讯而至，当是情理之中了。

在一个风雨飘摇的秋日里。岳父全家搬走了。农管局给请领了一节车皮。岳父一家所有的家当只有几只木箱和衣被行李，连一件像样的家俱也没有。更不用说电器之类了。偌大的一节火车车皮，只放了一个角落。连几麻袋煤和几捆木头拌子堆上去，也还是空荡荡的。堂堂一个地级市的副书记，竟如此寒酸，恐难令人相信。可见；岳父这‘官’当得是何等的‘两袖清风’了。

岳父家一搬走，顿时感到空荡荡的，两间屋子里失去了温馨和欢笑。奶奶舍不得圆圆，要把她带走。我们虑及奶奶年事已高，劝她留下来。到底拗不过她老人家，把圆圆一起抱上了车。这‘隔代亲’　的浓浓亲情令人感动。

鲁华带着方方上下班。我早上出去，晚上才回来。这日子似乎一下清静起来，又像生活中失落了什么似的。（奶奶不习惯哈尔滨的生活，又想念鲁华和方方，于十二月底，又由岳父送回了鹤岭。）

鲁红来信说：鲁志安排在‘香坊农场’，家暂时安排在香坊农场的一套办公室里，要等来年方迁入市区。鲁强就近上中学。看来我岳父真够‘正统’的。

岳父调哈尔滨，始终没人来撤电话。正纳闷间，听邻居说：要撵我们搬家，把房倒出来给一个刚‘解放’的领导干部住。鲁华不以为然，跟我发牢骚；“人一走，茶就凉，一点不假。还有奶奶住在这里，看谁敢撵我们？”我当然也不想费事。但隐约地预感到：我是一个平民百姓，这套干部住房怕是住不长的。我不是房主，也没有那个资格。*后，这个秩序已被打乱。命名为红军街的干部住宅中的‘黑七类’，大都扫地出门，代之以“造反派”了。如此一想，反倒镇定下来，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再说。

转眼，又近年关。不经意间，岁月如梭，马上奔三十岁，到了‘而立之年’了。回顾走过来的人生历程，觉得惭愧，无以可慰。

进修回来已半年了，依然窝在矿医院里，难以施展抱负，每日在庸庸碌碌中虚渡年华。妻女四口之家，使我感到了责任和负担；但工作事业都不顺心，经济上捉襟见肘，家务的牵累，使我常感一种莫名的惆怅。

人贵有自知之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比战斗在千尺井下的矿工，已是‘天堂’了。试看天下人，有几个过得那么遂心如意的呢？谁不是在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正如毛主席教导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年前又写了十几封信。提笔有些沉重，辜负了师长的栽培和期望。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帮助过我的恩人。尤其是张涤生教授，他不但是我进入‘整形外科’圣殿的领路人，同时以‘身教’树立了一代宗师的楷模。还有表姐，我将记住她的恩泽。

礼拜天，农场办事处的两位领导：孙科长和尹科长来访。送来大米五十斤，豆油十斤，白面五十斤。说是来看望老奶奶的。只好‘却之不恭’收下。还留下话：有事可去找他们，缺啥吱声。虽是岳父的面子，我们受之有愧。

我去过一趟办事处，在东郊的‘南翼区’。占了好大的一块地盘。有十几栋平房。有车队、食堂，一应俱全。听说他们经营的‘小煤窑’也小有规模，月产几十万吨。管理人员都是当年的‘管教干部’，而干活的大都是刑满的‘农工’。

当年，北大荒大都是‘劳改农场’，有了‘知青’大批下乡后，才改变了农场性质。听说，这个‘煤点’是我岳父的关系设置在鹤岭的。难怪，我们也‘借光’，成了办事处的贵宾。

医院在煤矿中，是二线的辅助后勤部门，但涉及休工率，不能等闲视之。煤矿企业又有其特殊性，因而也成了‘权力’部门。如‘劳鉴’，就是权力的体现。

在矿医院当大夫，不论大夫水平高低，都部分掌握着医疗大权。人情床（住院难），人情方（用药难，用好药更难），人情诊断书（休工，并不一定是有病）应运而生，成了医生的‘特权’。医院成了受人青睐之地，而大夫成了吃香的职业。护理、检验、X光专业的，都想改行当大夫。听诊器、手术刀成了炙手可热的权力工具。我一直没意识到，也没有去利用这些‘特权’。在人们的心目中，算是个正派的医生。但在有的人眼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