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1/4 页)

于这个顽疾，孙宏斌便带着堂吉珂德式的豪迈，十年如一日地孤独地摸索创办“好公司”之路。2001年，也就是顺驰在全国扩张的三年前，孙宏斌就在公司内部作了一系列演讲，阐述他对好公司的理解　＇4＇。

常去哈佛听课，又一直在关注美国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30种成分股公司的孙宏斌，对美国公司的治理结构有着深透的研究。美国所有政策的基点就是保障股东投资的积极性；　对这种以股东价值为出发点的资本主义，孙宏斌心有灵犀。股东价值让美国资本主义走向成功，经理阶层受到股东的严格制约。如果高层管理人员不能寻求股东价值最大化，会受到董事会和股东的压力，甚至被罢免或遭遇敌意收购。但在欧洲大陆和日本，股东价值最大化往往被视为目光短浅。因此在那些地方，自有资本的流入远不及美国。不关心投资人的权益，将带来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

孙宏斌还发现，股东价值与其他各方的长期利益并不相冲突。在公司运作的所有参与者中，股东是最为本原的一个核心。现代企业制度把控制权和决策权交给了股东，因为股东是唯一需要全景信息的决策者，他们有使公司成功的动机。他们所冒的风险最大，也是唯一需要知道所有相关利益细节的团体。当股东利用全景信息和决策权威使自己的权益最大化时，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将受益。寻求股东长期利益最大化，将会使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客户、员工、政府、资本提供者等各方的利益最大化。不能给全球投资者提供合适回报的国家，注定要被投资者抛弃。管理的任务是通过使盈利超过公司资本成本而创造价值。当在市场上公司的价值以折现的现金流计算时，资本在不断从净现金流不好的公司向好的公司转移的同时，也就惩罚性地改变了那些不合适的公司治理结构。

孙宏斌：　回归零的空性（2）

孙宏斌的发现也为最新的研究所证实。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埃利森·梅特兰在2006年1月26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企业高管太重眼前利益”。＇5＇　他根据发表在《麦肯锡高层管理论丛》（McKinsey　Quarterly）上的一项调查分析，全球商界普遍接受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观念，印度人的这一观念最为强烈，90％的印度高管都认同它。相比之下，中国只有最高比例为25％的高管认为，大企业应该仅仅关注为投资者带来尽可能高的回报，并且不违反法律。他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高管的“创业精神还更多地处在‘原始’阶段，只注重眼前的利益”，没有把股东价值最大化放在首位。

在孙宏斌看来，股东价值最大化是好公司最重要的标准。这也是现代公司的文化基因米姆。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发现，在生物基因（Gene）之外，还有一种靠模仿复制而迅速扩展的文化基因米姆（Meme）＇6＇。有了股东价值最大化这个“米姆”，好公司才得以迅速复制。当然，发现上述公理性的东西，不是孙宏斌的特权。中国有一大批企业家对此了然于胸。

公理人人皆知，直面现实却南辕北辙

同样的理论，往往会导引出完全不同的商业实践。这就是商业的魅力。天空和监狱高墙、理想和镣铐，绝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对立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无限辽阔的天空，有的只是狭小的受限制的视野，没有推崇备至的理想或真理，有的只是锁链，尽管看不见，但却比监狱的镣铐锁得更牢固。

有一位知名企业家，也发现公司是实现股东意志的载体。他感觉公司100％个人控股才能放心，不愿意有另外的主体参与进来，对兄弟姐妹也不放心。集团公司董事长、总裁、所有子公司的法人与总裁，全由他一肩挑。在良知混杂的时代，他没法把他的信任放到另外一个人身上。那是一个有着深刻理智的人，他能看穿中国先秦以后皇权专制当道、城邦割据的封建社会压根就没存在，据此挑战中国历史学家的谬误。他的看法没有人能够撼动。一般公司老板会为属下做得漂亮活欣喜若狂，在他那里却最容易引发足够的警觉。他事必躬亲，不愿意假手他人。在他看来，现实存在着太多的欺骗与贪婪，他只能这样谨小慎微，才有安全感。当他把自己淹没在细小的事务之中时，他也把自己拘押了。他没有时间与耐性去倾听下属的声音，如此而来就有了专断与跋扈。高层团队只有等待他一次次自相矛盾的顿悟才能去冲锋陷阵，久而久之身边多的是唯唯诺诺和阿谀逢迎之辈。

对“人性恶”保持着足够警惕的，不只是中国企业家。日本前世界首富堤义明就提出过“不用聪明人”的管理哲学，他把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