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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九点钟左右，我看见两个狗腿子押着一个行动艰难的老头儿走下来了，那样子有点像赵政委，可又不太像，等走到跟前再仔细一看，原来真是我们团的赵政委！

狗腿子们先向我点头哈腰地打招呼：“大队长，您在这儿看病哪？”

“这是谁？还麻烦你们送来看病！”

一个狗腿子说：“嘿，是条大鱼！”

“什么病？”

“他今天一早就喊肚子痛，尽往厕所跑，看来是吃多了，哈哈！”

“好吧，你们在外面歇会儿，我带他进去看看是真病还是假病！”说完扔给他们一人一支泰勒上尉送给我的“金骆驼”牌美国香烟。

我把赵政委引进了医务室，又领进用白布帘隔开的检查间。当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时，我转过身来紧紧地用双手握住了赵政委的手，看着他变得十分苍老衰弱的脸，我心里说：“我的政委，你受苦了！”在敌人集中营内重逢的痛苦和对我的团党委书记的担心与思念，使我不禁流下泪来。政委的眼睛也湿润了。

我们好一阵相对无言。我擦干泪低声说：“政委，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我先送您到伤病战俘集中营去养伤治病，我会去看您的。”于是我把他引到崔成哲医生桌前。

崔大夫见我领了“病人”来便会意地点点头，仔细地“检查”了一番，然后按我们事先的约定在诊断书上写了“病毒性痢疾”的诊断。在他报告了泰勒上尉之后，特别害怕传染病的泰勒立即摇电话要救护车把赵政委送进了伤病战俘集中营。在那里，中朝难友们经过共同艰苦斗争，已经迫使坏蛋们请求“病愈出院”，从而掌握了营内管理权。赵政委总算暂时摆脱了叛徒们的控制与迫害。

过了几天，我带着掏粪队来到伤病战俘第三收容所，见到了赵政委。这时，他已经理了发，换上了病号服，显得精神多了。

在他的行军床前，我向他详细汇报了自己的被俘经过和被俘后两个月来的情况。最后，我拿出由我起草，方向前、曹友等同志共同研究了的爱国主义小组的章程向他请示。

政委看了很高兴。他深沉地看着我说：“敌人可以俘虏我们的肉体，却夺不走我们的革命精神，我相信咱们部队的大多数战士和绝大多数党员不会叛变。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这么主动积极地跟敌人斗，和叛徒斗，我的信心更足了。你们就坚决地干吧！我支持你们！”然后就一些具体斗争策略给我做了详尽的指示和建议。

我是多么激动呵！不管怎么说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依靠。以后，我就经常自己带队去伤病战俘第三收容所掏粪了。

使我十分高兴的是我在第三收容所还碰到了闹胃病住院的姜瑞溥，我的第一个爱国主义小组成员，刚两个来月没见他，他似乎一下变成大人了。他告诉我他在第三收容所已经发展了两名小组成员，告诉我在各个伤病战俘收容所里，中国战俘表现都不错，特别是我们师的连级干部李喜尔和韩子建挖地道出去和游击队联系，被鬼子抓回来毒打都没有屈服。我听了很高兴，要他好好向这些党员干部学习，并告诉他我的团政委已来到这个收容所。随后，我立即领着他去见了政委，请政委直接领导他斗争。

女难友

七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午休，泰勒到大队部帐篷里来喊我：“快起来，张，你们的一个女兵送来了，赶快去替她登记卡片。”我一翻身爬起来急忙跟他走出去。走到半路，他又停下来说：“等一等，你去叫布朗少尉，从我的日供应餐里给你一个罐头带来，你该好好招待一下你的女同胞哩！”于是我跑到布朗住的办公室拿了一筒罐头就向泰勒的办公室赶去。

一进门果然靠桌子站着个姑娘，顶多有十六七岁，尽管穿着一身志愿军的男军装，也没有长发露在军帽的外面，却掩盖不住她少女的窈窕身姿。这又是一件让人痛心的事！我难以想象单独一个女同志怎么度过战俘营里艰难而又阴暗的日子！

我把土豆牛肉罐头打开，泰勒又亲自冲了杯炼乳放进一块方糖，一齐送到她跟前。我亲切他说：“你先坐下吃点东西吧！”她看看我，坐下来急切地吞食。等她吃完，我一边问她一边替她填写战俘登记卡。原来她叫小丫，16岁，四川人，是我师卫生队的护士。我问她怎么刚被俘？她告诉我她病了，没跟上突围队伍，5月底就躺在担架上被俘了。好在她头发已剪得很短，又穿着男军装、敌人没看出她是女孩子，在前方医院里病好后就女扮男装帮助照看伤病战俘两个月。后来还是被敌人发现是女的，就被送来了。

“和你起被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