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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格林中尉就领着那几个押送的美军进来要人，我们便将他藏到军官队去。那些美国兵让我们排好队一个一个辨认，没找到，又跑到军官队去找。军官队有四个帐篷，大家挤来挤去，中国人在他们眼中长得又很相似，最后只得作罢。但从此美军押送中国战俘路过“71”时就特别警惕了。

1952年的新年来到了。

我们这些被关押在远离祖国万里之外的孤岛上的儿女们带着对祖国的无限思念，迎来了这个充满苦难的新年。预见到未来的艰险岁月，地下党支部决定组织两个大队的新年“团拜”，以鼓舞斗志。

一清早我们这200多名“死硬共党分子”冒着凛烈的寒风，站在广场上唱起了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啊，我们的国歌多么像是专为我们而谱写的啊！我想起了小时候唱这支《义勇军进行曲》时的抗战激情，过了这么多年竟仍要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当年抗日，现在抗美，我们的民族竟如此多灾多难！我的眼睛模糊了。

当魏林同志代表党支部致新年祝词，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准备好作更艰苦的斗争时，我觉得他的声音越来越远，好像是来自北京，来自天安门…

我多么想知道就在这一时刻，北京是怎样欢庆新年的？那些正在放鞭炮的孩子们是否知道为了他们的和平生活，人们付出了何等巨大的代价…

1952年的新年过了不几天，就在我们“71”大门口演出了一幕惨剧。

14名从釜山伤病医院押送来巨济岛的尚未痊愈的伤病难友，停在大营门前。双手拉住铁丝网坚决要进“71”。高大强壮的美军硬要拽他们进“72”。这些伤病难友用拐杖拼，用牙咬，誓死反抗，都被美军拳打脚踢，一个个倒在公路上。

我们在里面大声喊叫，咒骂，却无济于事。眼看着难友们被硬拽进“72”去，不少人失声痛哭，大家纷纷要求支部想一切办法救他们。一想到他们将在“72”受到折磨，大家心都碎了。

党支部决定举行绝食斗争，坚决要求美方把他们送过来。我把给菲茨泽拉尔特的抗议书写好，和孙振冠一起到联队部送给格林中尉，井请他转告菲茨泽拉尔特，我们宁肯饿死也要救出这14位难友。

第一天，伙房停伙了，美军没有理睬我们。第二天，送来的粮食蔬菜堆在小营门口没人去取，我们动员大家躺着休息准备长期绝食。难友们开始还想走动、说话，到第三天都躺下了，但没有一个人喊饿。

格林中尉开始几次来叫我劝大家吃饭，他说他将努力去争取把那14名战俘调过来。我回答他：大家决不会进餐，除非见到我们那些被拖进“72”，现在已生命垂危的难友。

第四天下午，“71”、“72”大门同时打开了，14位难友互相搀扶着被送了过来。我们从“床”上爬起来，激动地争着去拥抱他们，完全忘记了饿得肚皮贴后心的痛苦。

晚上唐乃耀同志叙述了他被拉进“72”后的遭遇。当他把衣服脱下来，大家都被他背上那几块被烙伤的血红色烙痕和翻起来的被烧焦的肉皮惊住了。多么残忍的叛徒，多么坚强的战友啊！

而唐乃耀包扎了伤口，第二天就要求和我们一起开夜车写那份血的控拆书—《致国际红十字会的愤怒揭发信》。

丁先文拼死来到“71”

1月中旬的一天，丁先文难友被美军主动地送到了“71”，这使我们很感到奇怪。他脖子上缠着厚厚的渗血的纱布，脸色蜡黄，一走进来就要往下倒，我们赶紧扶住了他。从他断断续续的嘶哑的叙述中，才知道他是在医院坚决要求来“71”遭到拒绝后，被迫用刀片割了脖子，经输血抢救才送来的。

大家深深被感动了，当晚专门为他召开了欢迎大会。在会上他吃力地叙述了他怎样和张达、张光甫、王云生等难友在团参谋长杜岗领导下秘密组织起了“回国小组”开展斗争，又怎样被叛徒告密，他和张达被整得死去活来，后美军检查卫生时发现他们已奄奄一息，才被送到医院。

他特别痛心地汇报了杜岗同志的情况：杜参谋长被抓后痛斥了叛徒的罪恶行径，坏蛋们便恼羞成怒，将他吊在帐篷顶上毒打，门牙都打落了，至今仍在“72”受非人折磨。

他说到这里已发不出声。停了一会儿，他鼓起力气喊了声：“党啊！我回来了！”就昏了过去！

丁先文难友后来担任了回国支队的纠察分队长，负责一个分号的内部保卫工作。尽管他在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