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第1/4 页)

之中。

高中毕业那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结束了！“八·一五”那天，人们是多么欢乐啊！整个成都市都沸腾了，鞭炮声响彻全城。酒一下卖光了，人们不管认不认识在大街上互相举杯祝贺，拍肩拥抱，庆祝民族的苦难从此结束了！谁想到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是美国兵代替日本兵在沿海大城市耀武扬威、强奸妇女，是美国货充斥市场。

我父亲所在的工厂倒闭了，他这个总工程师失业了，家境每况愈下，我考上清华大学后不得不申请助学金。国民党的教育部宣布停止派送公费留学生，我那留学美国在物理学上深造的幻想破灭了，科学救国之路走不通了！

在清华大学校园里流传着：“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的歌谣，进步的同学把我从图书馆里劝出来连夜写标语、练歌子准备反美抗暴游行；动员我去参加“大家唱”合唱团，动员我参加“民间歌舞社”演秧歌剧；动员我参加系里成立的“戈壁草”读书会，学习《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大众哲学》等书，一个崭新的广阔的天地呈现在我眼前！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队伍里，在北大红场上参加三千人《黄河大合唱》的演出中，我找到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对敌人军、警、宪、特的镇压，我们愤怒！对解放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胜利，我们欢欣鼓舞！

我在清华园工字厅外的小湖边被吸收为民主青年同盟的盟员，在女生宿舍“静斋”后面的小树林里参加了共产党，要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种种人间悲剧而奋斗终生。向往使我年轻的心血沸腾着！

想到这里，我的那些亲密的同学和战友的面影一个父浮现在我眼前，他们那么亲切地注视着我，好像在对我说：“石头，你可要像石头一样坚强啊！”

1948年夏天，组织上调我到晋察冀解放区的中共华北局城工部受训。我化妆成小学徒，剃光了头，穿上破旧的中式短衫，经天津坐火车到陈官屯，再坐马车前往封锁线。

过了中立区，我走进一个村庄，一个儿童团员盘问了我，把我带到村政府。

“这就是解放区了，让我跪下来亲吻这圣洁的土地吧！”

大概每一个从那黑暗污秽的蒋管区来到解放区的青年学生都会有这同样的感受。

“有一天当我从集中营释放回到社会主义祖国，我肯定会有比这更强烈的感受的！”我闭着眼坐在牢房里这么想着，心里升起了一股神圣的感情激流。

1948年八一建军节的动人情景鲜明地来到我的记忆中：那天，我们五名要回到敌后的北平学生为了从中央转组织关系，由敌后工作培训班的负责人荣高棠带着从泊头镇来到刚解放不久的石家庄，正遇上华北军政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荣高棠把我们带到会场，介绍给朱总司令、叶剑英、聂荣臻等首长。

当我握着朱老总那温厚有力的大手时，心情是何等激动啊！朱老总把我们让到那个农民院子的一间土屋里，给我们切西瓜，在递给我西瓜时还问是哪里人。当知道我也是四川人时，他笑着说：“你是我的小同乡，你这么小年纪就参加革命，很幸运！”

“朱总司令，现在我是您麾下的一名战士了。尽管我身陷囹圄，但仍然不后悔参加革命。我一直记着您对我说的参加革命很‘幸运’这句话。这个幸运是一般人难以理解、难以获取的！”

从解放区再次通过封锁线，坐船从大清河抵达天津。回北平后，我被安排在傅作义公馆，傅冬菊同志对她爸爸说我是她同学。我们党的本事有多大，竟能把剿共司令的家变成掩护共产党的“窝子”！

冬菊同志为我买了从天津到上海的船票。到了上海，我的同班同学、地下党员张莹祥又向她在银行当协理的父亲要钱给我买好了去重庆的船票。

1948年秋的大上海混乱萧条！那些睡在霞飞路梧桐树下拖儿带女的难民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太太小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真希望受苦人的苦难不会捱得太久了！

回到重庆后，因重庆市委遭敌特破坏而无法联系，我失去了党的领导，只好独立作战。我去闯过华銮山找游击队，也去乐山县、广安县找过党组织，都未找到。我只好回到成都去四川大学借读物理系，总算通过我在该校当助教的二哥找到地下党外围组织，投入了川大的学生运动。

想到那段岁月，我不禁微笑了。川大党组织一方面很重视我这个从清华大学来的“学运老手”，让我参加“方言歌舞社”活动，一方面又派人监视我，担心我是“红旗特务”！而我却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