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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固执生硬，不可能拒绝那位身材苗条、仪态万方、神色庄重的美貌姑娘来讲述她的遭遇，何况她又是在这么晚的晚上亲自来贝克街恳请他帮助和指点的。尽管福尔摩斯声明时间已经排满，但也无济于事，因为那姑娘下定决心非讲不可。很明显，她不达到目的，要想使她离开除非动武。福尔摩斯显出无可奈何的神色，勉强地笑了笑，请那位美丽的不速之客坐下，把她遇到的麻烦事如实地讲给我们听。

“至少不会是一件有碍你身体健康的事，”福尔摩斯用那双敏锐的眼睛把她周身打量了一番说道，“象你这样爱骑车的人，一定是精力充沛的。”

她惊异地看看自己的双脚，我也发现了她鞋底一边被脚蹬子边缘磨得起毛了。

“是的，我经常骑自行车，福尔摩斯先生，我今天来拜访你，正是和骑车的事情有关系呢。”

我的朋友拿起这姑娘没戴手套的那只手，象科学家看标本那样，全神贯注而不动声色地检查着。

“我相信，你会原谅我的。这是我的业务，”福尔摩斯把姑娘的手放下，说道，“我几乎错把你当成打字员了。显而易见，你当然是一位音乐家。华生，你注意到那两种职业所共有的勺形指端吗？不过，她脸上有一种风采，”那女子平静地把脸转向亮处，“那是打字员所不具备的。所以，这位女士是音乐家。”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教音乐。”

“从你的脸色来看，我想你是在乡下教音乐。”

“是的，先生，靠近法纳姆，在萨里边界。”

“是一个好地方，可以使人联想到许多有趣的事情。华生，你一定记得我们就是在那附近拿获了伪造货币犯阿尔奇·斯坦福德。嗯，维奥莱特小姐，靠近法纳姆，在萨里边界，你遇到什么事了？”

那位姑娘十分清楚明白、镇静自若地说出下面这一段古怪离奇的事情来：

“福尔摩斯先生，我父亲已经去世了。他叫詹姆斯·史密斯，是老帝国剧院的乐队指挥。我和母亲在世上举目无亲，我只有一个叔父，他名叫拉尔夫·史密斯，于二十五年前到非洲去了，从那时期音信全无。父亲死后，我们一譬如洗，可是有一天人家告诉我们，《泰晤士报》登了一则广告，询问我们的下落。你可以想象我们是多么激动啊，因为我们想这是有人给我们留下遗产了。我们立即按报上登的姓名去找那位律师，在那里又遇到了两位先生，卡拉瑟斯和伍德利，他们是从南非回来探家的。他们说我叔父是他们的朋友，几个月以前在十分贫困中死于约翰内斯堡。我叔父临终之前，请他们去找他的亲属，并务必使他的亲属不至穷困潦倒。这似乎使我们很奇怪，我叔父拉尔夫活着的时候，并不关心我们，而在他死时却那么精心关照我们。可是卡拉瑟斯先生解释说，因为我叔父刚刚听到他哥哥的死讯，所以感到对我们的命运负有重大责任。”

“请原谅，”福尔摩斯说道，“你们是什么时候见面的？”

“去年十二月，已有四个月了。”

“请继续讲下去吧。”

“我看伍德利先生讨厌得很，他是一个面孔虚胖、一脸红胡子的粗暴的青年，头发披散在额头两边，总是向我挤眉弄眼。我认为他十分可憎，我相信西里尔一定不乐意我认识这个人。”

“噢，西里尔是他的名字！”福尔摩斯笑容满面地说道。

那姑娘满面通红，笑了笑。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西里尔·莫顿，是一个电气工程师，我们希望在夏末结婚。哎呀，我怎么扯其他来了呢？我想说伍德利先生十分讨厌，而那位年纪老些的卡拉瑟斯先生可比较有礼貌。虽然他脸色土黄，脸刮得光光的，沉默寡言，但举止文雅，笑容可掬。他询问了我们的境况，发现我们很穷困，便要我到他那里教他那十岁的独生女儿。我说我不愿离开母亲，他说我可以在每周末回家去看她。他答应给我每年一百镑，这当然是十分优厚的酬金了。所以最后我答应了，来到离法纳姆六英里左右的奇尔特恩农庄。卡拉瑟斯先生丧妻鳏居，他雇用了一个叫狄克逊太太的女管家来照料家事，这位老妇人老成持重，令人品敬。那个孩子也很可爱，一切也都如意。卡拉瑟斯先生十分和善，热衷于音乐，我们晚上在一起过得很高兴，每逢周末我回城里家中看望母亲。

“在我的快乐生活中，头一件不顺心的事就是一脸红胡子的伍德利先生的到来。他来访一个星期，哎呀！对我来说简直如同三个月。他是一个可怕的人，对别人横行霸道，对我更肆无忌惮。他作了许多丑态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