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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是必然的。总裁是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既然我与他们的校长和老师齐名，他如果不录用我就有嫉能妒贤之嫌；副总裁暗暗得意，心里想，看，我们安徽的“人才”才是真正的人才。遗憾的是老板杨东升本人不在，总裁只给我按了个中层位置，使我怀疑他确实有点嫉能妒贤。

在整个面试的过程中，其实我并没有说假话，可以说句句是真话，但并不是一般的真话，而是有选择的真话，有选择的真话其实就是一种假话，说白了，就是忽悠，高级忽悠。

第二十二章　板总有过人之处（1）

杨东升是长春人，老三届知青，生产队长。虽然算不上官，但作为下乡知青能在生产队当上队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至少得身体好，干活舍得出力气，而且还要能说会道，办事比较公道，服众才行。

杨东升后来什么时候回城以及回城以后做什么我不知道，严格地说顺达公司的员工都不知道，公司员工如果知道我就会知道。但他是怎样起家的我们都知道，而且一直为公司员工所称道。事实上，当我了解这些情况时，我就萌发了要把这一切写出来的强烈愿望，只是当时有别的事情要做，当时我还不具备埋头写作的心理条件，所以才未能如愿。

改革开放初期，杨东升的母亲蓝老太太就在长春一个叫二道河子的地方开起了裁缝店。蓝老太太与一般人做法不一样，她一下子招了很多徒弟，徒弟不拿工资，管吃管住，包教包会。蓝老太太的主要任务一是带徒弟，二是接活，几年下来，不声不响地赚了钱，到1988年杨东升闯海南时，有人说他带了13万，也有人说他带了8万，不管多少，据说这些钱大部分都是蓝老太太开裁缝店赚来的。

杨东升好像没有打工的经历，到了海南后就抱定自己要做生意。第一单赚钱的生意是与农民合作建房。大约是他独到的眼光，或者得益与他当过生产队长从而对中国农民骨子里的深刻了解，使他第一笔生意就赚了大钱。他看准的地方叫盐坝村，也就是现在的滨海新村。与农民谈妥的条件是：杨东升掏钱帮农民建楼，换取楼房的六年使用权。盐坝村顾名思义，就是过去晒盐的地方，到了1988年，盐肯定是晒不成了，而且晒过盐的地方也没法种地，现在有“傻瓜”自愿掏钱来帮助他们盖楼房，建好之后楼归农民，掏钱的人只是住几年，反正那地闲着也是闲着，这样的好事哪里找？由于是农民自己建房，并且是村子里每家每户都建，在当时自然是不用办理任何手续，就是现在也只能是当作“历史遗留问题”来处理，假如当时真遇到了麻烦，也由他们当地人自己搞定，不关杨东升什么事，所以建房速度极快，成本极低。由于正赶上海南建省办大特区，全国各地的企事业单位纷纷来海南办公司，办公司就要注册登记，注册登记就要有具体的办公地点，那时候的海口根本没有高楼大厦，杨东升帮农民建的滨海新村就成了抢手货，往往是房子还没建好，楼已被订租一空。杨东升并没有趁机抬高价格，而是要求租房单位一律预付半年房租，这个看似合理的条件为杨东升带来了滚滚财源，他就用这半年的预付租金滚动开发，使一栋栋四层五层六层的农民楼房变戏法一样拔地而起，6年的房租给了他满满一桶金加上一张大大的网，使他在海南站稳脚跟，找到了起点。

杨东升的成功起了个很好的师杨作用，于是人们一窝蜂地搞起了房地产开发。这时候，杨东升将注意力放到了出租车上。他在全国第一个搞起了“包车制”。司机只要交四万块钱就可以把车开走，自己去经营，另外每个月再交给公司3600元承包费，多余的全归司机自己，三年后车子归司机个人，司机实际上就是个体承包人。这种操作方式能充分调动司机的积极性和工作主动性，司机们自觉地爱车如命，并能显著地改善出租车的服务质量，这种做法后来在全国得到推广。中国改革开放这20多年特别是头10年的实践证明，谁赶上第一批谁发大财，比如第一批买股票的，第一批搞承包的，第一批倒批文的，第一批跑运输的等等。有人说那10年经济是政策经济，谁赶政策赶得快谁发财，我认为其实是国家政策赶人，总是一部分人先这么做了，国家再去明确表示支持，然后其他人再一哄而上，比如农村的大包干，就是安徽凤阳小冈村农民已经干了一年多之后才得到国家政策支持的。事实上，没有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政府任老百姓自己去搞，搞好了，国家下文件公开支持，搞坏了，你自己就会收手不干，搞得出格了，政府下令制止，但一般不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这样的政策难道不比美国还宽松吗？国家当时确实是摸着石头过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