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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述今天读起来依然有感触。亚里士多德是节制而理性的学者，他推崇折中适度的道路。这是为什么他更喜欢由中产阶级起到调和作用的中间道路，也是为什么他更受现代人欢迎。他不是均富主义者，当他谈到穷人和富人平等，指的是“法律上的平等”，即二者被同样对待，穷人不可以占富人便宜。他还认为，无论如何，“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这些讲法和他坚持中产阶级主导的理念，被现代很多人接受。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的这些论述直接继承自柏拉图。很多讨论在柏拉图的书中已有涉及，亚里士多德将其整理，提出自己的修正。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气质完全不同，亚里士多德的书采用分类讨论的讲稿形式，而柏拉图完全采用对话。亚里士多德是一柄可以依赖的标尺，柏拉图却是微微摇曳的蜡烛。柏拉图的火光是摇摆的、轻盈的、难以把握的，然而却更给人照亮的灵感。

关于政体的分类，柏拉图早在《理想国》中就作了诗意的阐述，他用假想的国家形式，将所有体制穿入逻辑的脉络，从起初的理想之国，直通向最终悲壮的没落。他的假想国经历五个阶段——他按照逻辑推演的顺序，而不是实际的历史顺序，然而却包含着最令人惊异的历史现实。

第一个阶段是他假想的哲学家－国王的理想阶段，国家由有智慧的哲人领导，像完美的程序，哲人能分辨事物本真，按纯粹理念治理；这是第一代理想国。但是由于不能保证哲人的后人仍是哲人，理想国不可持续，下一代人将没有前一代人的美德，也不能理解前一代人的理念，于是争斗发生，趋利的群体将开始争夺土地与金银。这个时候，民众不敢再让这类失去智慧的人领导，转而服从适合战争的统领。

第二个阶段就是崇尚荣誉的一代统治者。由于崇尚战争，他们通常好胜，爱荣誉，缺少文化，对奴隶相当严苛。他们的成长是在两种力量的对抗中：一方面仍然有父辈教育他们要良善，不要计较权力；另一方面已有母亲和其他俗众批判这样的父亲无能、缺乏男子气概。久而久之，孩子在两种力量的争夺中变成折中性的人，一方面他们私下里爱钱，取悦女人；另一方面表面上又不被许可捞钱，所以显得相当吝啬，好战而注重荣誉。

第三代人是更为露骨的寡头政治。这一代人完全堕落于财产，财产让风气变异、腐化。这一代人看到父亲作为军事领袖，却在某一天被政治审判或告密，财产全部没收，他们心中的荣誉感会立刻动摇，开始将财富当作唯一依靠，设法捞钱，只想致富和敛财。这形成一种风气，人们相互模仿，一个国家变成财富崇拜者，歌颂富人，让富人掌权，鄙视穷人。法律规定政治门槛，将穷人排除在外。这样的国度最后会变成两个：一个富人之国，一个穷人之国，他们相互之间阴谋对立。这一代人无法摆脱内心矛盾，在双重性格中生活。

第四代人则是崇尚自由的平民政治。这一代人在上一代人的财富荫庇下，生活养尊处优，变得娇惯放纵、四体不勤，无所用心，苦乐都经不起考验，成了十足的懒汉。这个城市崇尚自由，充满行动自由与言论自由，每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城邦里会有最多样的性格。这是所有制度中看上去最美的，五彩缤纷，如同锦绣衣裳。这样的城邦必然要求民主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最宽容。前一代人太爱财，尚懂得节俭，这一代人则充满不必要的欲望。他们心灵很容易革命，将廉耻说成怯懦、节制说成没见过世面。

第五代国度则成为僭主的国度。第四代年轻人为僭主铺平了道路。他们习惯于灿烂辉煌的花冠游行，当一个傲慢、放纵、无耻的人走在最前面，他们会赞不绝口称其为自由、慷慨和勇敢。这一代人快乐自由，沉醉于美酒和女人，而过多的自由最终会破坏民主基础。他们已经不能接受任何约束，任何服从当局的人都被说为甘心为奴，受到辱骂。最终老师怕学生，父子平起平坐，到了极端时刻，反抗和冲突一定会爆发。在谣言与矛盾中，昔日的寡头和今日的民主派会铿锵对峙，而民众在斗争中总要有人带头，僭主就是从这“保护”中走上神坛。

僭主带领反抗，获得成功，最后就变成了十足的独裁者，在反抗奴役中奴役了所有人。早年的满脸堆笑为他换来信任，等到国内的政敌全被消灭，他就变了面孔，清除一切不服从的人，将从前帮助他取得权力的人，不管是敌是友，全部清洗，并要求众人歌唱“僭主有如神明”。

从此，国家就衰落了。

所有这一切，都在《理想国》中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铭刻下来。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