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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车站旁的停车场相互道别。他保证照管好事务所，尽量拉来一些生意。他会尽心尽力，我对此毫不怀疑。他驾着车向圣彼得医院的方向驶去。

我以前从未乘过灰狗公司的车。车站很小，但很干净，挤满了星期天上午的乘客，大多是老人和黑人。我找到售票员，取了预定的车票。这张票化掉我的公司139美元。

汽车于8点钟准时开出，向西驶入阿肯色，然后向北进入圣路易斯。幸运的是，我设法避开了坐在我旁边的人带来的麻烦。

车上的座位已几乎坐满，只剩下三四个空位。根据行车时刻表，我们将在6小时后到达圣路易斯，下午7点前抵达印地安那波利斯，并于当夜11点到达克利夫兰，在车上要呆15小时。取证将于明晨9点钟开始。

我敢肯定，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里我的对手们此刻仍在呼呼大睡。不久之后，他们将起床漱洗，吃一顿香甜可口的早餐，接着就在后院里和太太一起翻阅周日的晨报，有人也许还要去教堂，然后再用一顿丰盛的午餐，打一盘高尔夫。等到下午5点钟左右，他们的太太会开车把他们送到机场，在那里与他们一本正经地吻别，然后再送他们坐进头等舱。一小时后，他们将在克利夫兰着陆，而且大利公司准会派人热情欢迎，开车把他们送到该市最佳的饭店。在饱餐猛喝了一顿之后，他们将聚集在豪华的经理会议室内，策划针对我的阴谋直至深夜。大约在我办完登记手续住进第6汽车旅馆或别的一家汽车旅馆的同时，他们将上床安息，而且已经是精神焕发，胸有成竹，为战斗做好了充分准备。

大利保险公司大楼位于克利夫兰一个富裕的郊区，这个郊区是当年富有的白人大规模迁出市中心的产物。我要出租车司机帮我在其附近找一家便宜的汽车旅馆，他对这一带了如指掌，把车停在广场客栈前。客栈隔壁是一家麦当劳快餐店，对面则是一家录像馆。这一带布满了脱衣舞厅，快餐店，闪光广告牌，购物中心，廉价的汽车旅馆。不远处准有一个商店区。看来这里倒挺安全。

空着的房间很多。我住一个晚上，付了32美元现金。我遵照戴克的指示，要了一张收据。

我于12点2分上了床，眼睛瞪着天花板。这时我才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这家汽车旅馆的帐房，谁也不知道我在何处。不会有人给我打电话，也不会有人来看我。

当然，我无法入眠。

打从我开始憎恨大利公司以来，我一直在脑海里想象这家公司总部的模样。我仿佛看见一幢高高的现代化大楼，许许多多的玻璃在上面闪闪发光。大门旁边是一个喷泉，旗杆林立，一块黄铜标牌上镌刻着公司名称和标识语句。到处都可以看到财富和兴旺发达的象征。

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大楼倒是很易找到，因为在混凝土入口处的上方用黑色的粗体字母写着：贝克盖普路5550号。但哪里也看不见大利公司的名称。事实上，这座大楼在这条街上毫不显眼。没有喷泉，也没有旗杆，而只是由相互嵌在一起的几座方块建筑物组成了一座庞大的五层大杂烩。它非常现代化，却又丑陋得令人难以置信。大楼的外部是白色水泥墙和涂黑了的窗户。

幸好大楼的前门做了标记；我跨进小门厅，门厅一侧放着几盆人造植物，另一侧坐着一个漂亮的接待员。她带着一副时髦的耳机，一根细细的电线弯弯曲曲地绕在下颏边，离她的嘴唇不过几英寸。在她身后的墙上，是难以归类的3家公司的名称：平孔集团、绿湖海洋和大利人寿保险。哪个属于哪个？每家公司的铜牌上都刻着一句忸忸怩怩的标识语。

“我叫鲁迪·贝勒，应约前来见一位保罗·莫耶先生，”我很有礼貌地说。

“请稍等。”她按了一只按钮，等了一会，说，“莫耶先生吗？这儿有一位贝勒先生想见你。”她脸上一直挂着微笑。

他的办公室一定就在附近。我等了不到1分钟，他已在热情洋溢地和我握手寒暄。我跟着他绕过一个角落，穿过一段走廊，上了电梯。他几乎和我一样年轻，废话说个不停。我们在四楼走出电梯，地上铺着地毯，灯光暗淡，墙上挂着画幅。在莫耶不停的啰嗦声中，我们沿着走廊走去。他拉开一扇沉重的门，领我走进房问。

欢迎来到名列《幸福》杂志500家大公司排行榜的大利公司！这是董事会会议室，宽敞的房间中央是一张亮闪闪的椭圆形长桌，周围至少放了50张真皮座椅。会议桌中央的上方挂着一盏枝形吊灯，距离桌面不过几英尺。我左侧的角落上有一个吧台，有侧是一个咖啡盘，上面放着饼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