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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笔1万美元的罚款汇到的时候，正在开庭。德拉蒙德把它交给法官时，附上了一份长达20页的申请书。他准备就这笔罚款提出上诉，因而这笔钱谁也不能动用，将留在法院的账号上等待上诉结果。我不在乎。我要操心的事多着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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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后，陪审员们返回法庭依次就座时，又有几位向我绽开了笑脸。在正式将案件提交他们裁决之前，他们本不应议论案情，但每当他们走出法庭，他们总会交头接耳，私下进行议论，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几年前，有两位陪审员曾经为某个证人的证词是否可信争得面红耳赤，大打出手。那次开庭预期两周，而引起他们争论的才是第二个证人，法官只好宣布审判无效，一切从头再来一遍。

我们的陪审员已经用文火把杰基的证词煨了两小时，现在该让我告诉他们应当用什么办法来纠正大利公司的一些罪过啦。是提出钱的问题的时候啦。

“法官大人，原告要求传威尔福·基利上庭作证。”基利在附近被找来了，他急步冲进法庭，作证的愿望倒是显得十分迫切。尽管我们已经揭露了他们那么多无法抵赖的谎言，形势对大利公司十分不利，但他仍旧精力饱满，态度友好，与洛夫金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显然是想向陪审团证明：一切由他负责，而他是个信得过的人。

我问了几个一般性的问题，以便让众人明白他是总裁，是大利公司的第一把手。接着便交给他一份大利公司最新的财务报表。他满不在乎地接了过去，仿佛他每天早晨都把这玩意儿看一遍。

“基利先生，你能告诉陪审团你的公司值多少钱吗？”

“你所谓值多少钱是什么意思？”他反问道。

“我的意思是净值。”

“这可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啊。”

“这是个明确的概念。看着你手上的财务报表，用一栏里的资产减掉另一栏里的负债，然后把结果告诉陪审团。这就是净值。”

“事情可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

我不信地摇摇头。“你的公司净值约为4500万美元，这你同意吗？”

拆穿一个公司大亨当众撒谎，除了那些明显的好处之外，还有一个有利的效果：在他以后登场的证人不敢重蹈他的覆辙。基利必须老老实实，以便令人耳目一新。这一点，我想德拉蒙德肯定已经反复向他说明。不过，让他心悦诚服，照此办理，恐怕也并不容易。

“这一估计比较公平。我同意这个估计。”

“谢谢你。现在告诉我，你的公司有多少现金？”

这个问题出乎意料。德拉蒙德站起来反对，遭到基普勒驳回。

“嗯，这很难说，”他说着露出了我们已经习惯的大利公司的人特有的那种惊惧和疑虑。

“说吧，基利先生，你是大利的一把手嘛。你在公司已经干18年了嘛，而且又是从财务部起家的。你们有多少现金存放在公司里？”

他像发了疯似的翻着材料，我在一旁耐心地等着。他最后总算讲了一个数字，而正是在这个地方，我应该感谢马克斯·勒伯格过去给我的指导。我拿着我的一份财务报表，要他对储备金的账目作出解释。假如我状告他们，要他们赔偿1000万，他们就把这笔钱拨出，作为支付赔款的储备金。每一件诉讼都是如此，无一例外。这笔钱仍旧是他们的钱，仍旧可以用于投资，赚取利润，但在账上却列入债务一栏。保险公司在受到巨额索赔的起诉时，都爱这么干，这样就可以在储存了大笔金钱的同时，扬言自己几乎破产。

而这一切是完全合法的。保险这一行业是个没有受到规范的行业，有它独特的一套模糊不清的会计制度。

基利开始使用谁都听不懂的长长的金融专业术语。他想把陪审团搞得稀里糊涂，而不愿承认事实。

我又就另一项储备金对他盘问了一番，然后转而询问盈余。有限盈余。无限盈余。我对他不断逼问，我的语言不乏智慧。我利用勒伯格的笔记，把一些数字加加减减，并且问基利公司约有4亿8500万美元现钞是否正确。

“要有这么多就好啰，”他哈哈一笑说。可是在场的其他人，连嘴巴也没有咧一咧。

“那么你们有多少现金呢，基利先生？”

“哦，我不知道。我看约有一个亿。”

就目前而言，这就够了。以后做终结辩论的时候，我可以把数字写在黑板上，向陪审团说明钱在何处。

我把一份有关理赔材料的打印材料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