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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敬，卑身下之？看蒙恬一脸兴奋，能为尉缭牵马开道，只以为乐，不以为苦。而尉缭也坦然受之，看不出半点受宠若惊的样子，反倒象是自己给了蒙恬天大的面子，屈尊枉驾走这一趟。

列位看官或许也有同问，这尉缭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尉缭子》又是怎样的一部兵书？

（注：尉缭，缭是名没错。至于尉，有人认为是姓，也有人认为是官职。今取前说。）

第一百九十五部分

（上）

尉缭，男，魏国大梁人氏。

关于尉缭的个人资料，能提供的就只有这么多，因此，对那些有意和尉缭相亲的女士们，只能在此说声抱歉了。好在，尉缭留下了一部《尉缭子》，而通过这部书，也多少可以遥想其为人。

据《汉书&amp；#8226；艺文志》，《尉缭子》被归为杂家，共二十九篇。今天能够看到的，只剩下五卷二十四篇了。《尉缭子》杂取法、儒、墨、道诸家思想而论兵；在先秦兵书中独具一格，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姑略述其可特异之处。

最能体现尉缭兼合法、儒、墨、道之说的，是尉缭对战争的定义。“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又曰：“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又曰：“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皆战国谈兵者所不道。

尉缭论治军，尤重明赏罚。“凡诛赏者，所以明武也。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此一观点尚算得上堂堂正正。然而，尉缭对诛杀的作用过分夸大，致有　“臣闻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立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　之论，怎么看都有点邪派武功、走火入魔的意思。

尉缭象一个传教士，在他的书中，为他的读者（现在或未来的将军们）塑造了一个理想化神格化的将领形象。“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为将者一旦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自然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是“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

宋元丰中，颁行武学，《尉缭子》与孙、吴二子，司马穰苴《兵法》，黄石公《三略》，吕望《六韬》，李卫公《问对》一起，号为《武经七书》，成为研习兵法的标准教材。实则，《尉缭子》不仅仅兵书而已，对政治和哲学也时有涉及。如“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故患无所救。”　其洞察识见，犀利高远，非大师不能道也。又如“故曰：举贤用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政养劳，不祷祠而得福。故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圣人所贵，人事而已矣。”比起《国际歌》里所唱出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其行动主义者的思想，足足早出了两千多年。

至于书中所言如何行军打仗、排兵布阵，皆属细枝末节，非所大者，不再一一列举。经此一番浮光掠影，或许有问，既然足本《尉缭子》有二十九篇，那为什么当时蒙恬只看到了十二残篇？这十二残篇又分别是哪些？

我们有理由相信，蒙恬只看到了十二残篇，是因为当时尉缭的确也只写了十二篇。而这十二篇，应该分别是《尉缭子》卷一的天官、兵谈、制谈、战略、攻权五篇，卷二的守议、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五篇，卷三的治本、战权两篇。其余的十七篇，则是在尉缭到了秦国之后，专门针对秦国和嬴政的需要而补写的。补写部分包括卷三的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三篇，卷四的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五篇，卷五的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四篇。另外五篇如今失传，姑且不论。

我们可以看到，补写部分都是军令。比较《孙子》等兵书来看，《尉缭子》中之所以会大量出现这种机械的、刚性的军令，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有人向尉缭下定单约稿。毫无疑问，这个约稿者便是嬴政。这些军令，当是后来尉缭在担任秦国国尉时，主持编撰并向全秦军上下颁布的军规定令，后一并收录入《尉缭子》书中。（注1。）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