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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如不允开设民选议院，（本人）则不能为利禄羁縻，仍当出京运动各省人民专办要求开设民选议院之事，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即以此拿交法部，仍当主张到底！

真是掷地有声，响遏行云！近百年前，杨度即有如许之见解，并有如许之勇气，实在令人肃然起敬！杨度的政治设计方案是，尽早召开国民会议，即由国民代表们参与表决国家大事，而不再是靠紫禁城里的极少数王公大臣跪在地上唯唯诺诺地称“皇上圣明”来决定国运。显然，这是资产阶级国会的雏形。清末民初，不知多少精英认定“国民会议”为灵丹妙药，仿佛这个会一开，南北就统一了，各方就同心了，中国就民主了，列强就知足了。从清末杨度开了头，直到整个北洋时代，此“会”成了朝野人士的一个心病，无论在朝的黎元洪，还是段祺瑞；也无论是在野的孙中山，还是李大钊，当然更包括位于朝野之间的杨度，都一直在为开这么个会而孜孜不倦地奔走，结果直到“北洋”像老妪一样被凶悍的新妇国民党赶下台来，这个难产的“会”也没能降生。虽然杨度的政治理想一直未得实现，但他的才干却赢得了那个时代几位想改天民国三年（1914年），杨度着西式礼服留影。是年袁世凯任命他为参政院参政，并亲授勋四位。

换地的人的尊重——这边，袁世凯拿他当心腹；那边，孙中山、黄兴引他为知交。民国元年（1912年）夏秋，当上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邀请孙、黄二位相继入京晤面，杨度即因与双方均有密切关系而专程从青岛赶往北京参与巨头之会。这样一位天赋很高且资望很好的政治家，却因笃信君主立宪而成了袁世凯称帝的头号帮凶。民国四年（1915年），他和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位颇有清誉的名士成立了“劝进”（劝袁氏当皇帝）的“筹安会”（时称“六君子”），他具体领导了帝制运动，由此得到袁大总统亲赐的“旷代逸才”匾额。是年12月13日，穿上皇帝新衣的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里接受了“百官朝贺”，翌年初，开始按公、侯、伯、子、男五个档次封授爵位，刚好四十岁的杨度竟然成为最高一级的“公”，且单享“文宪公”的称号，其地位远高于一些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后来当上大总统的曹锟，当时只是十二个伯爵里的一个；日后做过大元帅的张作霖排名更低，“子爵”还是“二等”；后来不可一世的吴佩孚起初连爵位都没有，过了一阵子才被追授了个“三等男”。杨度坚信自己会是“中华帝国”的首任宰相，甚至差人在法兰西订制了一套华贵的宰相礼服！只会舞文弄墨的杨度竟如此煊赫，能不遭人忌恨？况且，他干的本来就是一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大蠢事。于是，当袁世凯一命呜呼，黎元洪当家作主后，杨度和“筹安会六君子”立即成了新总统下令缉拿的“帝制祸首”——先总统是民国五年（1916年）6月6日死的，继任总统的通缉令是7月14日发布的。也就是说，杨度从九天之上摔入狗屎堆里，仅一个多月的时间。若不是他犹豫之后终于遁往津门避难，没准其生命就中止于四十一岁那年了，因为有人动议开除他的国籍，更多的人则提议诛杨度以谢共和！在国人皆曰可杀的那些日子里，他不得不躲在青岛和天津两地的洋租界里，除了研究佛经，就是研墨临池——汉隶和魏碑一直是他的拿手活儿。后来每到潦倒时，他总能用自己的不菲的润笔费维持生计。那时的青岛，乃德意志帝国的远东租借地，非中国政府所能管辖。民国既立，逊清的末代恭亲王溥伟、前军机大臣那桐、前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一大批总督、巡抚、大臣、副大臣们，便纷纷成了胶澳租界的寓公。那时青岛的洋居民多而本土渔民少，而海边的房价兴许又太便宜，但凡北京跑来的遗老们都能买得起一幢依山面海形态各异的洋房。清末曾被袁世凯延揽入阁当学部副大臣的杨度，在众多“寓公”里，既不算大官亦不算富翁，但毕竟也有过自己的房产。只是，前些年，青岛市痛痛快快地用一座又一座大煞风景的高楼大厦取代了一幢又一幢漂亮的德国洋房，现在剩下的寥寥几幢“原装楼”，哪有属于他杨度的只砖片瓦！他被解除通缉后，尽管曾出任北洋政府的政治顾问，甚至当过军阀张宗昌的总参议，但其名声之恶一直为人们所不齿。后来，南京政府成立，国民党对先总理的这位朋友并不领情，这个落魄的北洋名士，只得黯然致信友人，惨兮兮地称“此后生涯正无住着，意在赴沪鬻文”。后来，他真的跑到上海滩住下，在老友章士钊的介绍下，成了名声更差的帮会头领杜月笙的清客，最后，竟正是为杜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但是，有谁能相信，这个声名狼藉的保皇派头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