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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照参谋长指示，统统发给县大队。

不停手地搬，不停脚地渡。突然，来了一群土匪。

我立即组织火力；准备迎战。一见这架势，土匪放了一

通乱枪就跑了，怕后面的部队上来。其实后百都是国民

党的追兵。大家忘了一切疲劳和饥饿，直到日落的时候

还在奋力抢渡。

蒋机又发出刺耳的啸叫，背后的村子已经被炸起

火。一批接一批的蒋机沿河来往侦察轰炸，子弹像狂风

刮起飞沙走石，铺天盖地。

参谋长顶着弹雨在南岸指挥，北岸趁着敌机每一次

轰炸的间隙，飞快地抢渡。

一天一夜，正午，所有部队、车辆、马匹统统顺利

地到达南岸，向目的地开去。遗在北岸的，还有2O来

辆再也不堪使用的大车残骸，让它去作国民党造谣公司

（中央社）的“赫赫战果”吧！

走了一夜，第二天从杨埠渡过洪河。

笔者在采访杨国宇时见到了他的战时日记本。

它长不盈柞，宽约两寸。翻开磨损的硬壳，第一页写着——一直记到死“。

发黄的纸张，蝇头小字，密密麻麻，使人感到本子对于主人宝贵。字迹工整、娟秀，不似出于须眉之手，更难置信这是在战斗间隙、行军途中伏在马鞍和背包上所就。还很别致，有插图——作者吝惜纸张，一寸照片大小的空间竟能画出一个战役的鏖战全景，敌我双方，人马城廓，天上飞机，地上栖鸟，错错落落，笔笔传神，令人叫绝。

看我们惊叹不已，杨国宇爽朗地笑道：“顽童的把戏，有啥子好嘛。”

“您小时候学过画？”

“哪有那个机会哟。只是家里有一位会剪窗花的祖母，如果硬要寻根求源，就是跟她学的。”

年已七旬的杨老幽默，诙谐一似当年。抑扬顿挫的川腔一从口中吐出，那圆而亮的眼睛便更显得生气勃勃，透着童稚的纯真，这在他这把年纪实为难得，因而也就尤其动人。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的位置上离休后，他以自己的字画重新布置了客厅、书房，潜心做起文章。他在一本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刘邓麾下十三年》的扉页上题了字，赠予我们。这是他众多编著中的一本：1937年一1949年的日记集。

谈及刘邓，杨国宇极富情感。他说：

“刘伯承是大军事家、大战略家，他办事都是有章法的。中国有句古语，说是圣人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跟随刘伯承左右，就有这种感觉。那时，我没读过兵书，我懂得的那些军事理论，还有什么孙膑、孙武、拿破仑、苏沃洛夫、克劳塞维茨……都是从刘伯承那里‘贩’来的。你在刘伯承周围，不知不觉中脑壳壳里就会装进去一些学问。

“邓小平干脆、果断，是道地的大政治家。鸡毛蒜皮的事，他不管。态度严厉，话不多，一针见血。他批评过的事，没人能忘记……”

说起他自己，杨国宇又笑了：“我那一摊摊，是个‘不管部’。司政后没人管的事都归我管。天天跑得我腿肚子转筋。兵源补充、物资调剂、俘虏收容、行军路线、宿营号房子、给首长派警卫……都是军政处的事。大军南下，我干尽了‘坏事’。啥子炸大炮、炸汽车，汽油往上面一浇，轰地一声，这就是我干的事。哈哈……真是‘坏’透顶喽！”

军政处处长这个角色的确不易当。本来南下大别山就是仓促挥师：前线急需的，后方没来及运到；前线的包袱又没有转移到后方；绝大部分指战员对于到敌后方作战的艰巨性认识也不够。部队一出陇海线，诸多的问题都跑出来拖行军的后腿。总指挥部不得不在行军途中召开紧急会议，专门解决繁重的行军问题，正式成立了军直指挥部，杨国宇被指定为指挥部司令员。

戏更难唱了。刘邓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就是打游击，也要走到大别山。而部队拖着坛坛罐罐舍不得丢。一轻装，不知要惹多少麻烦。杨国宇为此不知跑了多少腿，磨了多少嘴，甚至干仗、吵架，有的干部指着杨国宇骂娘。骂娘也罢，骂爹也罢，杨国宇还得“干坏事”。烧、炸、扔、埋，心疼得他浑身打哆嗦，还得硬着肠子，瞪着眼，自己亲自干。

在那间充满了书卷气的客厅里，杨国宇突然一反爽朗常态，往事勾起了他无限情思，一句话说出来依然忧心冲忡：“那时候倘不如此，就无须蒋介石，我们自己就把自己拖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