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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出一条自己的路。如果想让生意独霸一方，必须专营一种商品，最后达到垄断一方。

经过仔细成熟地斟酌，柳宗勤决定专营白糖。白糖在苏北一直是一种畅销商品，受着普通百姓的长期欢迎。当地人走亲戚串朋友看望病人和老人，总喜欢带上几斤白糖，既实用又实惠。当地人把白糖一直看作营养食品，认为喝了它可以滋补身体，并且口感良好。但这种商品一直是国营商业渠道经营，私营商品零售店都从它那里进货。他们虽然资金雄厚，但经营效率低下，营销思想落后，东西很贵质量却很差。国家对白糖虽然早已放开经营，但这个地方人们思想落后，个人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因此一直没有人去做批发白糖的生意。柳宗勤看准了这个机会，果断地做起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说干就干，立即缩小零售商品规模和种类，集中一切能够筹到的资金，义无返顾地前往南方大型糖厂直接进货。

过去经营白糖都是大商批发给中商，中商批发给小商，小商再批发给零售店。他们层层剥皮环环回扣，恨不能把顾客的筋都抽了。不仅腐败透顶、质次价高，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服务态度恶劣。

见了顾客就像谁欠了他贰分钱似的，不是横鼻子就是竖眼，再不就翻个白眼噎的你三天不想吃饭四天吃了还不香。柳宗勤的店就不是这样的，不仅东西便宜，服务态度更好。它直接从糖厂进货，中间不吃回扣，也少了好多不必要的环节，因此，价格也就跟着降下来了。服务态度不要成本，只是把哭丧的脸变成娶媳妇的脸。那还不容易，实在是太简单了，简单到连手都不要用，只需把下吊的嘴角改成上翘，在脸上就改了，费不了多大的力气。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那些国营商店的售货员们就是不改那张脸，不光不改，是说什么都不改。他们大概是想把所有的笑脸都留在家里，把所有的“脸难看”都放在外面，也许她们认为那样做是赚了便宜，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便宜。可她们也许不知，干什么都会养成习惯，无论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只要是习惯就难改。试想一下，在外面“脸难看”的习惯改不了，用顺证的方法，那么在家里都是笑脸的习惯肯定也改不了。在家里都是笑脸的习惯肯定很受家人欢迎，但也不能完全对，假如爹死了娘亡了，还是那个改不了的笑脸习惯，跪在亡人棺材前，笑嘻嘻的一张脸面，想变一时也变不过来，那究竟是一种什么场面呢？

柳宗勤的糖质量好价格便宜，服务热情，要货多了还给送到家，自然受到大家的欢迎。因此，很快便打开了局面。周围各个乡镇包括沛县城里的都到他那里进货。生意好了，自然有不高兴的，更有眼红的。首先是地方国营供销社，他们散布谣言说柳宗勤搞投机倒把，挖社会主义墙角。那些人还运用着老脑筋拿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压人，想让柳宗勤害怕，自己退出与他们竞争的舞台。可柳宗勤偏是个什么都不怕的主，他相信邓总设计师的话。那些人看压不倒柳宗勤，又鼓动工商税务派出所还有防疫站的去查他，查他的糖有质检报告吗？依法纳税了吗？防火防盗措施完备吗？有卫生许可证吗？质检报告柳宗勤从厂家要来了复印件，也算是有了。依法纳税小学生都知道，柳宗勤更知道，查来查去也没查出偷税漏税。防火防盗柳宗勤按官方的整改意见办，买来了灭火器，装上了防盗门，并晚上在店里睡个人。卫生许可证难办些，别人卖糖是不要的，可防疫站告诉柳宗勤，你不要管别人，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国营供销社更不知道那证到底是个动物还是个植物，是个死的还是个活的，或者是个别的什么玩意。可无论国营供销社知不知道，只要请了防疫站领导的客，他们就会想出办法来整人。没办法，柳宗勤只有到医院去检查，一关一关地过了才能申请卫生许可证。查了七十二样子传染病，又查了三十六样子可疑传染病，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个子丑寅卯。什么病都没能查出来，医院的解释是可能仪器坏了，让他去徐州大医院复查。柳宗勤来了犟劲，去就去，看他们还能耍出什么新花招。在徐州大医院检查了他们要求的所有项目，一切都好，完全符合要求。卫生许可证终于领来了，柳宗勤松了一大口气，私下想以后可以好好地干了。

柳宗勤把家里都安排好后，又前去南方糖厂进货。

可刚走不久，店门又被防疫站给封了，理由是卫生许可证是柳宗勤的，可卖货的是柳宗勤的父亲柳衡运，证和人不对应。还说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躺在社会主义的走廊里竟敢偷梁换柱，简直是上无国家王法下无黎民百姓健康。说的虽然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头不对马嘴，但你必须得按他说的办，否则就违反了他家的哪部法，违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