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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六日，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江青对拍摄电影《南征北战》发表了意见，表示支持。

十月，江青向中共中央反映，经她在电影界、美术界、音乐界做了“大量调查”，发现周扬在领导工作中存在“严重问题”，建议在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

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先开“小型整风会”。会上，江青尖锐地批评了周扬。会后，周扬说：“有江青同志在，工作难做。”此言传入江青耳中，江青益发对周扬耿耿于怀。无奈，在十二月，周扬不得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就电影《武训传》作检查。

一九五二年初，江青建议“武训历史调查团”就调查所得的材料，创作京剧《宋景诗》。

就在江青一次次抛头露脸之际，在一九五二年二月，这江上“奇峰”忽地又“锁在云雾中”了！

江青由前台退回幕后，其原因是她忙于批判《武训传》，太“伤神”了，以至累倒，终日发低烧，失眠，特别是右肋下时有疼痛。马上组织大夫会诊。这一回，她倒是真的有病。经大夫诊断，她患慢性胆囊炎。

虽说这是常见病，北京的医院完全可以为她治疗，不过，她仍要求去苏联动手术。

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要求。这样，一九五二年八月，她飞往苏联，又住进莫斯科郊区的斯大林别墅。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去世时，江青正在苏联养病。她以为毛泽东会来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追悼会，结果毛泽东没有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来苏的是周恩来。

江青在苏联休养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五三年秋才返回北京。

回国之后的江青，继续休养了一段时间。这时的江青，已是一副养尊处优的派头。如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所忆：

“每天早晨起来，我们卫士一定要向她问候：‘江青同志，晚上休息得好吗？’没有这一声问候，她会沉下脸一天不爱答理你。她的早饭是在床上吃，床尾有个摇把，可以把床摇起一半，带动着她坐起身。然后照顾她擦脸、漱口，将一个小桌在床上一嵌，早饭摆在她面前。看电影里有些外国人也是在床上吃早饭……”

“她变得有些娇了。房间里装了电铃，她越来越习惯按电铃叫卫士，大事小自己能干不能干的事都愿意叫卫士代劳，似乎使唤人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身份和新生活的证明。”

“有一次，她又按电铃。卫士张天义匆匆赶进屋。江青慵懒地说：‘把暖水袋给我拿来。’张天义一看，江青手指的暖水袋就在她床上，只须欠欠身就可以拿到手。但她宁愿接电铃下命令，也不愿欠欠身。张天义为此事很伤感。他说，过去我们做事，江青常常说，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能做。现在呢？越来越习惯于指手划脚：你去干什么干什么，给我做什么做什么……”①

①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她不常住在中南海菊香书屋，而是住在北京万寿路新六所。那新六所，是一九五○年新盖的六幢小楼。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毛、刘、周、朱、任，每家一幢，另一幢工作人员居住。她的爱好是看电影，打扑克牌，跳舞，也看点小说。

就在她小病大养了两年多之后，忽地又一次“露峥嵘”……

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发表了署名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批评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

据江青对美国维特克说：“这篇文章被我发现了，就送给毛主席看。”

一下子，在中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俞平伯，中国的《红楼梦》研究权威人士，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他一九一九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一九二二年就写出了《红楼梦辨》一书。一九五二年，他修改了此书，改名《红楼梦研究》。一九五四年三月，他又在《新建设〉第三期上发表《红楼梦简论》。

两个“小人物”，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不以为然。他们着手写文章，批评俞平伯。

这两个“小人物”，便是李希凡和蓝翎。

李希凡，本名李锡范，当时二十七岁。他是北京通县人，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一九五三年毕业后，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继续学习。

蓝翎，本名杨建中，当时二十三岁。他是山东单县人，就读于山东大学中文系，跟李希凡是同学。一九五三年毕业后，到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