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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驼色绒线帽，穿着厚厚的咖啡色羽绒滑雪衫，已经有点发胖的她显得更胖了。

在闲谈中，她托我办一桩事：帮她寻找当年在上海关押过她的监狱……

虽说她对于上海并不陌生，她曾在上海工作过多年。不过，一九七一年十月，她被押往上海的那所监狱时，她的双眼被蒙上了黑布。她记得，那是一辆越野车，前座坐着上海“造反派”头目戴立清，她坐在后座，两侧各坐着一个押送者。就这样，她被送进一座监狱。

她被关在三楼。从窗口望下去，窗外有农田，有晒被子的地方。她常常倚在窗边，细细观看那些被子，极力想从中辨认出哪一床是丈夫的——因为丈夫也被捕了，不知关在何处，而他的被子是她亲手缝的。

没几天，那窗便被看守用纸头严严实实地糊了起来，从此她再也看不到窗外的任何景色……

据刘松林说，那窗上装着铁栅栏，这表明关押她的房子原先就是监狱，不是临时借用的房子。她被关在三楼，而且楼下晒的被子相当多，这表明监狱的规模相当大。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这又表明监狱坐落于上海郊区。我曾去上海各监狱采访。我猜想，当年关押刘松林的，可能是上海漕河径监狱。那是一座老监狱，是从国民党手中接收下来的。

于是，改日我陪刘松林驱车前往漕河径监狱。如今，那里已是上海市少年管教所了，看见门口的牌子，刘松林皱起了眉头：她怎么会成为“少年犯”呢？

走进狱中，刘松林觉得有点像——那楼的颜色，那窗户上的铁栅。

监狱负责同志接待了我们。根据“窗外有农田”这一点，监狱负责同志判定可能是二号楼。于是，我们一起走进二号楼。上了三楼，刘松林连声说：“很像，很像。”她信步向顶头朝南的一间走去，自言自语说：“像是这一间。”

那一间如今已经成为监狱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刘松林来到窗口，朝外望去，见到一幢幢新盖的楼房。

“那里原先是一片菜地。”监狱负责同志说。

“这儿原先是——”刘松林指着窗外一片水泥地。

“猪棚！”监狱负责同志脱口而出。

“对，对，一点也不错！”就像做地下工作时对上了联络暗号似的，刘松林显得非常兴奋。她要找的“‘文革’纪念地”，终于找到了。

她在那间屋里走着，看着，陷入痛苦的回忆。她说：“当时，有两个看守成天坐在我的床前，一日三班，严密地监视着我。屋里开着大灯，夜里一片雪亮，我睡不好觉。每一回上厕所，看守就紧跟在后边……”

她还特地去厕所看了看，还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发觉电灯原先装在门口，如今改成朝里了。

“我们在前几年改装的。原先确实装在门口。”监狱负责同志说。

刘松林要我给她拍照。在那间囚室，在大楼前，在大门口，她留下一帧帧“纪念照”。刘松林说：“这些照片，比任何照片都珍贵！”

唐纳挚友横遭株连

紧急集合！全连紧急集合！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上海奉贤海边的上海新闻出版“五？七”战士们，是按军队编制的。上海《解放日报》二百多工作人员，成了一个“连”。

全连集中在用芦席、竹子扎成的棚子里。人们一手持红色语录，一手持一张小板凳——这已成了“五？七”战士开会的规矩。

望着芦席上浆糊尚湿的大字标语，人们面面相觑：“深挖现行反革命！”

一张张小板凳在泥地上放好，人们鸦雀无声地坐在那里，不敢喘一口粗气。一个陌生的军人，坐在主席台上。

工宣队头头宣布开会了。他在讲了一通全世界形势大好、全国形势大好、全上海形势大好、全干校形势大好、全连形势大好之类每会必讲的废话之后，便“但是”起来了：

“但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我们报社，有一个隐藏得很深、最凶恶、最狡猾的阶级敌人。这个人，就坐在你们中间！”

顿时，全场空气像凝固了似的，所有的人像电影中“定格”一般，一动不动。

沉默良久。

工宣队头头的目光，像探照灯似的在芦席棚里扫视着。他终于用尽吃奶的气力，大声地揭开阶级斗争的“谜底”：

“这个最狠毒的阶级敌人，现行反革命分子，究竟是谁呢？他就是夏其言！”

此时此刻，年近花甲、听力颇差的原《解放日报》副总编夏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