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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周恩来的信和那个北京大学学生的信，毛泽东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作了如下批示：

“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②

毛泽东的批示，一言九鼎，为平息“伍豪启事”风波起了“最高裁判”的作用。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一次提到：

“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历史情况很不容易。”③

①②③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文教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第五辑（一九八三年）。

考虑到“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都不知道，毛泽东拟在一定范围内，让周恩来把事件的前前后后讲一讲，只是当时诸事繁忙，耽搁下来了。

由于毛泽东已作明确表态，连谢富治和康生也讲了实话。

谢富治是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病死的。据其家属记载，谢富治病重期间，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曾说：

“所谓‘伍豪启事’是国民党伪造的，毛主席讲过这启事是假的，毛主席和康生等同志早就知道这件事的真象。”

康生也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八日，口授一份记录：

“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重要的当事人之一陈云，在“文革”中“靠边”。自一九六九年起，陈云被“下放”到南昌，在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接受“工人阶级教育”。①直至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三比陈云才终于得以离开南昌，返回北京。

①叶永烈，《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二：陈云在江西》，《知音》一九九二年三期。

一回到北京，陈云便参加了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会上讲一讲所谓的“伍豪启事”。六月十三日，陈云以当事人身份，在会上说道：

“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记得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之后。”

当天，陈云还写下书面证明：

“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并宣布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把报告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处，同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一份，以便党内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真相，避免今后有人利用这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

会后，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没有得以贯彻，周恩来的录音带以及有关文献资料并未发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周恩来深知，江青仍可能“利用这个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病重，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周恩来仍牵挂着此事。周恩来要来他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报告的记录，在记录稿的第一页上，用颤抖的手写下：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进入手术室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

周恩来在生命垂危的时刻还念念不忘澄清“伍豪事件”一事。

第十七章　步步高升

权力膨胀的“中央文革”

靠着“大批判”“开路，仗着”样板戏“作资本，江青一手掌握着”中央文革“，一手操纵着中央专案组，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山露水了，再不处在云雾之中了。

实质是第一的，名目是无谓的。“中央文革”这么个怪物，在中共党章上，在中共党史上，从未见过的组织，却在“文革”中无限膨胀起来。

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规定，“中央文革”原本只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么个“小组”。用江青自己的话来说，只是“政治局常委的秘书班子”。

可是，这个“秘书班子”，却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在“文革”开始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阵营如下：

书记为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康生、罗瑞卿。

候补书记为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