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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有四个庞大的御用“写作组”（又称“大批判组”）。

一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笔名“梁效”（“两校”的谐音）闻名全国，一时间有“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之传言，足见“梁效”的威风。

“梁效”是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成立的，最初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研究小组”，由当时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他们占领了北京大学朗润园一座幽雅的小楼，组员多达三十余人。这些“秀才”们根据来自钓鱼台的指令，炮制了二百多篇文章，内中有三十多篇“重点文章，成了当时的”学习文件“。他们的文章，连篇累续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拥有”权威性“。除了常用的笔名”梁效“之外，还用过笔名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

二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以笔名“罗思鼎”著称（取义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罗思鼎”为“螺丝钉”的谐音），成立于一九七一年七月，直属张春桥、姚文元。除了常用罗思鼎笔名外，还用石仑、康立、翟青、齐永红、石一歌、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等笔名。

三是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笔名“唐晓文”（“党校文”的谐音），成立于一九七三年九月。

四是文化部写作组，笔名“初澜”，取义于“青出于蓝”，“青”即江青，“蓝”乃蓝苹，“初澜”及“出蓝”之谐音。

江青手下的御用写作组，像放鞭炮一样，噼哩啪啦，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孔子，批判儒家。一时间，那“大批判”的文章整版整版冒出，那势头令人记起批《海瑞罢官》的年月；

九月四日，“梁效”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在《北京日报》发表；

九月十五日，“石仑”的《论尊儒反法》发表于上海《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红旗》第十期予以全文转载；

九月二十七日，“唐晓文”的《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发表于《人民日报》；

紧接着，《“焚书坑儒”辨》、《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资产阶级和儒法斗争》……一连串的“大块文章”，从那一个个“江记写作组”里炮制出来。

江青的“重点工程”，是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泽东，附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以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

于是，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并发出了《通知》。

《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共分八个部分：

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二、鼓吹“生而知之”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

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劳动人民；

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

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江青借助于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大力掀起“批林批孔”浪潮。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召开在京部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翌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郭沫若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被点名，被迫在万目睽睽下站了起来……

批林批孔批“周公”

“批林”也罢，“批孔”也罢，“批林”跟“批孔”联系起来也罢，反正孔子已经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