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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白色的披风慢慢张开到最大。疼痛减轻，变成了极度无力。这样的景像缓缓被雪覆盖，四周的声音都屏息了，伪装的身形消失在厚厚的浓雾之中。

膝盖有点疼，石板地面的冰冷传到脸上，我很清楚自己是摔倒了。身体几乎没了知觉，刚有一点，也立刻在一次次袭来的昏迷中消散了。

突然，我的脑袋被阵阵剧痛捣动。我感到窒息。我试着挣脱，但呼吸困难，我痛得蜷成一团，绝望地吸着气。似乎没有什么能给我活命的氧气了。肺难受，心像被无数尖针扎中，头痛欲裂。剧痛延展到了极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心跳像是停了，随后又以从未有过的激烈重新搏动。我会活着还是死去？我感觉被一个螺旋裹住，它把我拖进了一个急速的、令人晕眩的坠落。恐惧向我袭来，又立刻被我驱赶。无论如何我要放松点，保持信心并强忍苦头。这种境况下，挣扎只会加重痛苦。

——你哪儿不舒服？

我勉强意识到这声音在向我发问。除了难以承受的痛，身上每一寸地方都别无感觉了。猛然间，痛苦达到顶点，心像在炸裂。在这平静寒冷的夜晚，一切都彻底改变了。

第三章　真正的以色列人

1990年　7　月：法国南部。

音乐透过开着的窗户弥漫到巷子里。我呆在外面，聆听轻快的音符在灼热的空气里回响。我的未婚夫达尼埃尔正在朋友借给他的钢琴上练习。那一刻的好天气令人迷醉，我记得我把其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尽情享受了好一阵子。抬头看看，碧蓝的天空溢满阳光，呼吸一下，旁边棚架上都是紫藤花开的气息，我真渴望能把这份和谐保存一辈子。存下这音乐，花香，温暖，记忆。存下青春。存下无忧无虑的幸福。我很不情愿地从这心醉神迷中脱出身来，上楼回家。门掩着，看来达尼埃尔希望我不要打扰他。我进房悄悄坐下，痴迷地看着他，就像是在梦中。他完全被音乐所吸引，居然没有意识到我来了。

我们正筹划着移民以色列。法国再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达尼埃尔的父母都过世了，他也没别的亲人。至于我，我和母亲相依为命，但她害怕生活的变化，执意不肯离开。

我们有个朋友，叫马克思。科恩的，早两年就打定主意去以色列上学，这是他在参加了一次招收移民“新闻发布会”之后做的决定，这类集会数不胜数。他的学历没有得到负责人的青睐，他们正为手里握着大把的高中毕业生而忧心忡忡。既然没有更好的选择，他上了一所名叫　“yeshiva”　的教会学校——他评价这地方　“轻松自在”　，但怎么说也是宗教性质的。

“每天有一到两个小时犹太法典和摩西五经的课程，不过对自由而言，这代价一点都不高”。

他高高兴兴地挥舞着一本小册子，给我们看即将属于他的“没有中央监视器”的卧室，还有万万不能少的篮球场。至于其他的，什么无边圆帽，黑色衣服，白袍祷告以及法典研习，在他看来都无关紧要了。

我和达尼埃尔商量好，由他先去圣地看看情况。按规定他得入伍服役，这样一来，我便有时间先完成在科技大学的计算机学业，然后再找他去。就这么着，我的音乐家在　1990　年初夏移民回国并开始服役。

1990年　8　月　2　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危机爆发。阿拉法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站在萨达姆一边战争也在此时爆发并不令人有多么吃惊。运气问题。

达尼埃尔死于　1991　年　9　月　9　日。一个刚服完首期预备役的以色列少年，把整夹　M16步枪子弹都打到了他身上。一桩蠢事，一件恐慌之下发生的事故。这类事情时有发生，据统计有千分之一的概率。

在他下葬的那天，我也埋葬了自己对将来的计划。我随便找了份工作，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心一意赚钱生活，照顾母亲。母亲很开心，如她所愿我们留在了法国。工程师这职位不错。每天要花两个小时在上班的路上，我在车里放上以色列音乐，把音量开到最大。这是我最放松的时候。

但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正在慢慢窒息。那个梦想重新回来敲门了，在清晨的风里，在市场货摊上熟透的水果和照向干裂地面的阳光里，都透着它的味道。于是我以短期旅行的形式，重新开始办理去“圣地”的手续。我认为迟早能说服母亲跟我走。而在她看来，我这次旅行更像是日益明显的离弃。不知不觉我们之间的裂痕变深了。她很难过，因为她发觉不再有力量给予我最大的幸福。

母亲日渐显出疲惫，但拒绝去看病。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