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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亏损是如何弥补的只要是赤字，无论其是显性亦或是隐性的，都要设法进行弥补，否则改革难以为继。20年改革进程，无论是改革的必要成本还是“四位一体”机制造成的赤字都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没有发生改革中断，恰在于其内在的维持机制。

社会转型期改革成本的补偿，一般都采用增发货币，但这往往以高通胀为代价使经济波动很大。按照麦金农的市场化次序理论，经济市场化的次序，金融增长必须建立在平衡的中央财政基础之上，否则将会被随之而来的通胀所遏制。但中国改革进程中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仍保持高金融增长与低通胀格局，因此被他称为“中国之谜”，这一点与前苏联、东欧等国家形成较鲜明的对比，之所以会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两者改革初始的货币化程度差异巨大。世界银行统计表明，俄罗斯在1990年的M2/GDP达100％，而中国1978年则为25％。较低的货币化程度原本是经济发展不成熟的反映，但正是这种不成熟，为中国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较为成功地推进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改革初期经济的低货币化状态使制度变迁进程得以与经济货币化过程同步推进，低货币化经济具有巨大的吸释货币供给的功能，不仅避免了“通货膨胀陷井”的困扰，而且导致巨大的货币化收益。一种估算认为，1978年—1986年，这笔收益平均占GNP的3％左右；另一估算表明：1986年—1993年，它平均占GNP的5。4％，此间实际货币发行收益累计达8447。2亿元；世界银行甚至认为，1993年其最高额几乎达到GDP的11％。这种巨大的收益，无论对处于下降过程中的中央财政，还是对陷入困境和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都是一种及时而有力的补贴，由此产生了减轻改革阻力，尤其是维持并增强了国家这个改革推动者的改革激励绩效。

仅靠货币发行收益，对国家这样系统的改革工程的成本补贴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对国有部门潜在赤字的显性化抑制，还要求助于中国特殊的国家信用垄断机制。中国迄今没有像东欧国家一样发生持续能货膨胀，政府主导下的“渐进式”改革进程中，高储蓄率和垄断信用于国有银行的金融制度，内生了对国有部门潜在赤字的维持机制。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1）中国金融制度迄今仍以垄断信用于国家银行为典型特征，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垄断了70％以上的国民储蓄。（2）国家银行通过低贷款利率而将80％的资金投向国有企业，以维持众多低效国有企业的继续运转，使国有企业部门发生的行业性潜在赤字不致显性化，但却使潜在赤字由企业向国有银行转移；（3）中国资本市场发育迟缓，尤其是证券市场发展迟缓且十分幼稚，限制了国民投资渠道和选择，从而导致国有银行储蓄存款的持续高速增长，使四大国有银行可以用新增储蓄存款暂时弥补已生的资产损失，不致使其显性化。

在中国改革推进进程中，非国有经济在改革过程中得到迅速成长，可它在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的进程中，并没有从国有银行那里索取多少金融支持。曾有人对1985年—1991年间非国有部门（包括乡镇企业和农业）所用贷款占全部银行贷款的比例作过测算，结果表明，最高的1988年也不过20。53％。但非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发展的贡献却是巨大的。据估算，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经济比重1978年22。4％，1995年达69。1％；非国有经济对瞀内财政收入的贡献率1980年为18％，1993年达39。4％。这充分表明，经济改革进程中的成本补贴，可以从非国有经济部门那里借入大量的金融剩余，从而使政府在不征收较高的通货膨胀税和不进行税制改革的情况下，能够提供一大笔满足国有企业和中央财政、金融需要的补贴资金。

20多年来的经济改革，就是在货币化收益机制、国家垄断信用机制和非国有经济金融剩余创造机制的有机配合下维持前行的，但显而易见，这种维持机制的缺陷是内在的。随着改革进入制度性创新和结构性整合时期，其弊端已日益显现。

首先，货币化程度低，仅是市场化进程一定阶段的特征，货币化程度会随着市场化进程不断提高的，这就必然会对货币发行本身提出逐步严格的货币化水平限制。随着货币化指标向100％靠近，货币发行收益将会递减，直到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长期依赖于货币化发行收益去弥补改革成本和财政赤字，终究会引起高通胀，换言之，中国的货币化过程和高金融增长最终也会陷入“通货膨胀陷阱”。据有关研究表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