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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汽车工业、公路交通、农业产业化、植树造林与环保等建设上来，产生综合效力。正如煎中药要几味放在一起。现在看来，如果我们能够掌握消费层级的规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应该进入大力发展公路交通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时期，而直到1998年以后我们才开始认识到这一点，至少落后了5…8年，今天中国经济的困境与此有关。

加大上述方面的投资，将会增加这些领域或相关领域的资金流，从而增加这些领域的从业人员的收入，增加农民的收入，进而扩大消费，但不会加剧流通中产品市场的竞争。1993年以后的治理，对缓解金融危机起到了好的作用，但由于初始一味地防止膨胀，造成了后来的紧缩，以至于无法提升消费的层级，从而经济整体陷入困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启动经济的成本越来越高，难度越来越大，问题越积越多，且潜在许多危机。从而代价越来越大。

要加大加快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为汽车工业的发展提供条件，交通的改善，可以加大人们日常活动的半径。在受交通条件约束的情况下，人们从农村涌向城市，反之，人们的生活行为会从城市向外发散，航空事业的发展更进一步加大人类的活动半径。人类生存正是从分散到集中，再从集中到分散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从落后的农村到城市的发展，再到整体发达的过程。中国要发展大中城市，但更需要小城镇，中国农村的出路在于小城镇化。

经济中最大的浪费莫过于一方面大量的劳动力闲置，另一方面有许多事情无人去做。中国的生态已经遭受严重破坏，需要保护，但缺乏资本；另一方面大量的劳动力却在闲置。政府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让更多的人去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搞生态建设。这样既可扩大就业，又可增加收入、增加消费，还可保护环境。

农业的出路在哪里？

1。农民负担为什么‘减’而不轻？

前面我们曾提出过，按照中国目前的现状，解决工业问题要从农业着手。扩大内需，无论如何，八、九亿农民是个巨大的市场。要让农民消费，就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农业的状况。

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农业状况，很多人想到了减轻农民负担。因而，因而2001年国家开始了农村费税制度的改革，但这项深受百姓欢迎的改革在实际中却难以推进。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农民负担加重且长期以来难以减轻？对此有不同的说法，但最流行的解释是县、乡、村三级组织的冗员多、效率低、乱收费加重了农民负担。

对此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并作了一些调研。

据有关部门测算，全年农民总负担约1400亿元，其中交纳各种税费1143亿元，以资代劳款80亿元，‘三乱’收费约200亿元。现实中确有胡作非为乱收费的现象，但实际上，乱收费在总负担中比重占14％左右。

在乡镇财政中，农民负担的很多是公共设施开支，如道路、农田基本建设和农村中小学建设的费用。‘人头费’中开支的主要部分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而且越落后的地方比重越高。据一项3县10乡镇的调查表明，教师工资占全部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的比重平均为75。2％，最高达93。1％。从全国乡镇一级财政供养人员结构来看，乡镇党政机构人员在全部在职工职人员中占不到15％，教师约占70％。在县级财政中，地方财政的‘包干制’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加上‘短缺经济’，促使了一段时期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以来，县级财政从制度结构上受到‘上下夹击’。一方面要向上上缴；另一方面，下面难以征收，同时还要维持乡镇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而基层组织的稳定又是国家稳定的基础。现在许多县级财政没有根本扭转‘吃饭财政’的状况。另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使得县级财政收入的结构发生了较大的‘收入位移’现象，即提供税源的主体从县属国营和集体企业转变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小型工商企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这种‘收入位移’同时意味着收取各项税项的交易费变的越来越高。

上述的‘收入位移’对乡镇财政和农民负担有着一定的影响，由于县级财政两面受压，近几年县乡之间纷纷开始实行分税制，这实际上是上述‘位移的继续’，在乡镇企业不发达的地方，财政收入主要靠乡统筹这笔专项基金。根据国家政策规定，乡统筹和村提留的总和不得超过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但是统筹款却几乎涵盖了乡政府的所有支出项目，因此现实中存在着促使增加‘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