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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是建立在一个拥有极端畸形经济结构的国民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权。作为从推翻三座大山中成长起来的、以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全人类大解放为理念的新政府和领导集体，绝对不忍看到在红旗和阳光下存在不平等和不平衡。于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在西北、华北和华中优先发展新工业基地，“一五”期间建设的694个项目，大部分都分布在内陆地区。此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再一次详细阐释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关系，工业布局实现均衡发展，实施全面撒网、共同进步的区域发展战略就成为当时经济发展的主导思路。新中国政府依靠强大的计划控制能力，有效地实现了资源的“合意”区域分布。从“一五”到1978年，各种投资政策和财政支付转移明显地向边远与落后地区倾斜，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和资金大量外流，而边远与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发展获得长足进步。在1956年到1978年期间，中国政府在中西部地区共建了2000多家大中型企业，这种投资大大地促进了这些落后地区的工业增长，这种发展战略，也有效地调整了落后区域内部的产业结构，如华中地区农、轻、重比例1965年为71：15：14，而到第四个五年计划末期时，这一比例为44：22：34，该比例在西部由69：16：15变为40：23：37。这种投资倾斜加上以缩小地区之间收入和公共产品与服务分配差距为目的的财政转移支付，可以说，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均消费水平出现越来越平等的态势。但造成这种平衡态势出现的条件是特殊的，代价也是巨大的。首先，国际环境压力导致的两次“大推进”与两次“小推进”是决定因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美国发动朝鲜战争，武装强占台湾省，并纠集其它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等措施，使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发展的工业项目布局和厂址选择较多考虑国防和安全。“一五”时期新建工业企业特别是国防工业企业，除了造船厂必须在海边外，大都摆在后方地区，造成第一次工业由沿海向内地的“大推进”。到1955年底和1956年初，由于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国际局势日趋缓和，但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和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洋跃进”，导致工业由沿海向内地的两次“小推进”。但到60年代中期，中央对国际局势再次估计严重，由此提出“三线建设”和“备战备荒”的战略思想，1965年4月，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做出火速集中力量，加强全国和各省区战略后方建设的决策。据此精神，国家第三、四两个五年计划都转向以备战为中心，以三线建设为重点的轨道上来。由此造成工业由沿海向内地的第二次“大推进”。到1978年，中国经济整体逐步形成均衡的发展局面。但这种局面的形成条件无疑是特殊的，是由政治需要决定的。其次，这种发展局面的代价是高昂的。由于三线建设要求“分散、靠山、隐蔽”，要进洞，人为地割断了生产的有机联系，从而在厂址选择上造成很大失误，有些项目的厂区布置极不合理，有的工厂由于进洞过深，成为长期隐患。这种状况导致工业布点严重脱离生产条件，“遍地开花”、“星罗棋布”等经济态势造成经济效益极为低下，据统计，仅1958—1960年三年大冒进和工业布局“遍地开花不结果”就减少国民收入约1500万元。同时，这种状况导致国家整个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效率的低下。其代价是十分高昂的。正是认识到这种产业布局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伤害，在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理论界和政府对建国30年的生产力布局进行了深刻总结。通过对其它一些国家（如前苏联、日本、美国等）的区域发展的分析和中国区域发展的实践总结，认为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目标只有通过不平衡发展才能够实现，要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业畸形分布状况，是一个长期过程。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的共识。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指导思想对后来国家的区域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进入80年代后，不平衡发展思想和政策取代了平衡发展思路，区域经济发展由过去主要强调备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