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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金融的控制程度如何？

从严格意义上讲，1978年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和货币，当时政府构筑国有金融部门的目的“是为了使其成为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部门，也就是说，国有金融安排是政府专门为国有企业融资方便而设立的配套制度安排”

关于金融组织地位变化的衡量，金融发展理论的鼻祖戈德史密斯提出用金融中介比率来表示。从统计上说，金融中介比率在流量方面就是由国内金融机构在一定时期内所获取的国内非金融部门和国外部门发行的金融工具净额占发行总额的比率，在存量方面则表现为金融工具总值除以某一特定时期内国内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国内非金融部门和国外发行的债务与股权证券的市场价值之商。为测定扩展的金融组织在整个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变化，我们可以把金融中介比率分为银行金融中介比率和其它金融机构中介比率，而前者又可以分为国有

银行金融中介比率和其它商业银行金融中介比率等。这些指标通过各金融机构持有资产占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以此来衡量中国扩展的金融组织地位变化状况与政府对金融控制变化状况。

上述分析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提高而获得真正的发展，也就是说，政府对金融的控制程度并没有明显的削弱，只是原有制度框架下一种形式的扩展，而非实质内容的变化。一方面，从金融制度体系变化看，到1988年为止，中国初步形成了相对完备的金融体系，而正是这种体系的政府控制弱化导致随之而来的金融秩序混乱和整顿，1993年后金融迅速发展，不仅国有金融迅速发展，非国有金融也得到迅速发展，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提高和金融资产迅速扩张。更为重要的是，1993年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和成立政策性银行，1995年建立了真正的中央银行体制，1998年设立中央金融工委和九大跨省分行的成立，这一系列的事件表明中国金融逐步由政府控制转为政府调控的基本轨迹。另一方面，金融调控方式的转变可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在治理整顿后，金融秩序归于正常，在1993～1996年的金融宏观调控中，间接调控措施的运用是国家历次宏观调控中力度最大的一次，是运用的调控手段最多的一次，也是间接调控与直接调控结合作用最显著的一次。实现了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金融宏观调控目标，国民经济实现了“软着陆”。1997年中国国民经济保持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势头。在这种下，中央银行宣布从1998年1月1日起取消信贷规模管理，主要依靠再贷款、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存贷款利率、窗口指导等间接调控实现货币政策目标，这标志着中国金融调控方式实现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根本性转变，但上述表格中数据却表明中国的金融发展与外部形态显示有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形成了中国金融与经济畸形的二元结构非对称状态，即占有90以上金融资产的国有金融支持着仅占国民生产总值很小部分的大量低效率的国有经济，而占有国民生产总值70％以上的非国有经济，却只有依靠占有不到10％金融资产的非国有金融的支持。十分明显，政府正是通过控制金融，获取收益支持改革和国有经济的发展的，是金融作为潜在的力量在维持着政府进行改革，正是这种政府对金融的控制方式，导致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始终无法得到市场化的解决，也就无法割断企业对银行、银行对政府的“双倒逼机制”，从而导致中国的货币化程度持续升高，形成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之谜。但这种运行格局是以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扭曲为代价的，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伤害是巨大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能够十分清晰地看到，中国的金融发展在没有理顺政企关系、政银关系和银企关系的情况进行“放权让利”式改革，导致低效率的超常规量性增长，这种增长导致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而结构性问题又进一步导致中国金融效率的降低，反过来制约着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进一步推进，结果造成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量性扩张支持”与“结构性制约”并存的特殊状态。这种状况是今天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低效，经济持续走低的根本原因。

宏观调控要干什么？

宏观调控在经济论著和经济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决定经济平稳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然而对于宏观调控的含义，似乎尚缺乏清晰一致的理解。例如，把宏观调控完全等同于国家干预，把宏观调控看作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把宏观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