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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效是逻辑之事。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理顺传导机制是关键，而理顺传导机制的关键在于推进金融的结构性协调深化。

（3）这种结构性不对称，导致中央银行调控的货币泄漏。上面的情况还表明，金融的非均衡性导源于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相对国有经济而言，政府银行信用始终以低利率和信贷资金供给制刚性支撑。1998年底，全社会存款总额110420。5亿元，四大国有银行存款余额为60368。06亿元，占总额的56。67％，1998年全社会贷款总额为86524。1亿元，四大国有银行为61422亿元，占总额的71％，这与非国有经济产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扩大而日益提高的融资要求极不适应。2000年以来，非政府银行信用无论从机构设置、工具更新、渠道增加等等方面的崛起，可以说，都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产生的。

两种信用形成两股资金环流。政府银行信用的资金运行规则，是以低的官方利率为国有经济（企业）用信贷规模供给资金，属于传统的“权力规则”；非政府银行信用的资金运行规则，则是以高于官方利率的“市场利率”为非国有经济（在相当大程度上）用市场交易原则借贷资金，属于一定意义上的市场规则。两股资金环流分别以不同的利率和规则运行。据估算，“八五”期间两种利差在50——100％之间波动。值得强调的是，官方利率和“市场利率”并行，使得官方利率主导下的资金环流日益通过各种“创新”渠道，绕过各种限制而泄漏到高息“市场利率”诱导下的资金环流中，尤其是在近两年中央银行一再调低利率，政府银行存款增幅较高，更进一步造成这种资金变流，从而导致中央银行调控货币的泄漏。

显然，这种泄漏现象导致货币政策传导变流，从而导致货币政策的效率损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中央银行放松贷款限制时，政府银行信贷资金渗漏到寻租和投机的社会游资中，往往造成政府信贷资金增加，企业资金依然紧张，而社会游资又到处冲击，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其二，中央银行紧缩信贷时，一是可能“市场利率”不变渗漏反流填补国有银行由于紧缩造成的资金缺口，从而对央行紧缩政策效应产生冲击；二是可能“市场利率”随着高涨，渗漏现象依然不变，企业则形成“一紧就死”的现象。然而，也应该承认，渗漏到政府信贷计划“照顾”不到的非政府信用领域，一些非国有经济企业流动资金短期需求得到了支持，对于增加整个社会有效供给，缓解通胀压力，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必须对于非政府银行信用这种“非规范性”扩张作出分类治理，同时也必须为非国有经济发展开辟正常的融资渠道。

上面的分析表明，政府对金融的需求导致金融发展的二元结构状态，这种二元结构状态与经济结构形成复杂的不对称关系，在中国的表现主要是国有金融与非国有金融的二元结构和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二元结构的复杂的不对称关系，这种结构性的不对称，直接导致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低效或失效，从而，使经济的货币层面与实质层面无法实现良性互动。

总之，中国的金融运作机制，导致金融对经济的“支撑效用”形成了典型意义上的“老牛拉破车”状态。改革的迫切性就在于，必须把这种“支撑效用”转变为“发展效用”，解开政府信贷资金在国有经济中高投入低产出甚至是无效产出的症结，改变金融的二元结构运作格局，推进金融深化。

最严格的控制和最大的漏洞

经济出现‘拐点’，形势总是一片大好，今后几年中国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只要没有爆发危机，人们在主观上对于危机的潜在因素就往往采取“鸵鸟态度”，预言危机会被讥讽为耸人听闻；一旦危机爆发，就意味着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去控制，这时候每一个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就作鸟兽散。病在肌肤讳疾忌医，病入膏肓又无法医治，这是人类的通病。

尽管我们对未来的中国充满信心，但是，当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社会内部的诸多危机因素总是被表面的繁荣所掩盖；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缺乏自主精神和艰难中生活着；社会的各种矛盾总是在被动的调整策略下得到缓解；我们就对当前的经济走势深感忧虑。有关人士认为：中国在未来5…10年内有发生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可能性，而且也存在诱发危机的条件和导火索。我们认为在3…5年内，就有这种可能性。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为什么？危机会怎么表现？想就此谈一些看法。

1。巨大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