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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始终认为，中国经济到了结构调整和消费升级的关键时刻，住宅、汽车工业是这一时期的重重之重，政府可以去集中财力发展道路建设和其它方面，有必要把汽车生产的市场开放，让出一些滩头，提供更多的机会，让那些有优势的跨国公司来发展。这方面以及连带产生的事业和机会同时也会给民族工业提供无限商机。中国赶超美国虽然还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超级大国的地位将从此奠基。

美国一直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国际警察的角色，不时的拳打各路英雄，一方面美国在经济上捞到了许多好处，另一方面也使其树敌太多。有人认为，中国的落后是近几百年的事，其实不然，回顾中国历史，你会发现，春秋的诸子百家，为中国的雄汉盛唐奠定了政治基础，汉唐的发达为宋奠定了科学技术的基础。公元751年，中国同阿拉伯的穆斯林在塔拉斯河大会战，唐朝的残败使中国再也没有回归强大，相反，败军们给阿拉伯人、西方人带去了技术，接着四大发明在那里石破惊天。盛极而衰，物极必反，这是东方文化的内涵哲理。同样，9。11事件将导致全球的势力均衡出现重大变化，有人认为美国会更强大，笔者认为美国的强大象征将从此在世人心目中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看到一个以美国为主宰的单极世界秩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看到一个傲慢的、霸道的、为富不仁的美国。世界各国所希望的美国，似乎应当是这样的：富而有仁，强而不霸，公正而有亲和力。民主和文明是一个普遍性法则，对美国来说，仅仅把它用于国内是不够的，还应把它运用于国际关系。

2。霸权兴衰的辩证分析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写了一本轰动一时的书《大国的兴衰》，认为美国的力量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书中写道：“当代社会所经历的困难是军费负担过于沉重，这些困难过去也曾困扰过菲力浦二世的西班牙，尼古拉二世的俄国和希特勒的德国”。作为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思维逻辑是历史类比。美国的衰落与历史上循环出现的兴衰模式一样，其中必有一种一脉相承的内因在起作用。世界体系论者沃勒斯坦指出，帝国的过度扩张是一种有规律的现象。一个崛起的强国扩充其军力以保卫日益广泛的经济利益，寻求扩大领土的控制权并扩展对国际经济的控制，最后它所付出的成本超过了从其掌握的资源中的获利，进而削弱了它的实力，沦于衰落。其实这种现象在企业中也表现为过度的扩张，其成本超过了扩张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企业则难以支撑而溃落。还有一些学者断言，美国的衰落源于政治的因素，那就是美国的权势阶层和政治利益集团已形成气候，其政治影响往往是负值，它们一味追求财富的再分配，而不再关心增长。在这些集团的影响下，国内消费大大超过了投资和生产；对外领导作用的负担特别是军费负担加大，技术创新的利益正转移到其他国家。不管承认与否，美国面临着历史上帝国最终都面临过的困境。历史上，大国往往在其经济无法承受其负担时，会作出许多影响历史进程的反应，具有创造意义的变革也会随之发生。这种“衰落的逻辑”会在多大程度上进一步损害美国，将取决于它将来的经济增长率和奉行何种政策，取决于它的物质制度和精神制度会不会继续有效。总之，将取决于它新的“治理国家的艺术”。曾在里根政府供职的亨利·R·诺认为：“美国未来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它的力量是否已经衰落，而是它在国际社会中追求什么样的目的和它打算奉行何种经济政策”。这一断言不仅旨在转变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悲观的思维方式”，更在于它提示了另一种霸权形式，因而更值得人们注意。西方学术界对“衰落的逻辑”的反对尚不止于此。1989年，苏联瓦解后，美国兰德公司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另一种轰动一时的“逻辑”即“历史终结论”。福山对苏联的崩溃额手称庆，断言西方的自由民主已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今后西方文化将要单独谱写历史篇章了，西方价值和制度的胜利标志着“历史的终结”。这种黑格尔式的历史法则又颇有些尼采味道的论点，虽然在气势上使充满没落气氛的西方社会感受到一点刺激，但仍不免流露出解释这种深刻历史剧变的浅薄。福山抱持黑格尔的历史演进的单一法则，认为再也看不到某种意识形态可以挑战西方的自由民主，却不知道西方的自由民主正经受自身的挑战。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简单地断言美国力量的衰落是缺乏根据的，而使用历史类比法来论证这种衰落更是不足凭信。他指出：“早在公元前154年，即一般人认为罗马帝国灭亡前的6个世纪，人们就听说过有关罗马衰落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