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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拿中国嫌疑犯，本是很简单的事儿，纯属内政。但是亚罗号的暧昧身份，使得这事儿空前复杂起来：

第一，这船是个绿壳船，与中国传统的沙船外形不同，单从外形上看，属欧式船只。

第二，这船的船主最初是中国人苏亚成，1854年8月7日，他通过丹麦驻香港领事，用一千元购得一纸香港执照。

五口通商之后，相关航线上海盗蜂起。中国的渔民、船民，甚至农民，生计不好的，都改行做海盗了。据说，这既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水师无能导致的；也是1939年以来鸦片走私的猖獗刺激的；更是民众对政府表示不满的一种方式。海盗兴起了，中国政府无力解决，产生两个结果：一是护航制度产生，比如葡萄牙商人一度垄断宁波方面的护航业务；二是给予私人船只外国国旗保护的制度。关于后者，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管是海盗，还是中国水师，甚至是中国的叛乱义军，都对外国的国旗表示敬畏。西方公认，清国军队的抢劫行为并不亚于强盗，即使不抢劫，搞正常执法，他们也不敢随便截拦挂外国小旗的船只乱开罚单的。总之，一纸香港执照，背后包含有诸多政治与经济便宜。于是，中国商船与香港方面就达成了双赢局面：一方掏钱，一方收钱；掏钱的买安全，收钱的提供保护。

第三，船主虽然是中国人，但雇佣的船长却是外国人，名叫亚罗。亚罗号之名由此而来。按马士的解释，雇用一个外国船长，乃是〃供给东方的勇敢在行动时所需要的西方的纪律与热诚〃。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一面，主要的一面应该是，船上立个外国佬，不管是对中国的官方强盗还是民间强盗，威慑力度都会更大。

第四，这船被海盗抢走，后来又被民团拿获。民团把它转卖给广州一家公司，公司花钱修理后开到香港，卖给了另一个中国人方亚明。方亚明以自己的名字在香港注册此船，取得了1855年9月27日至1856年9月27日的营业执照。他雇佣一个名叫托马斯·肯尼迪的英国人做船长，这样，拿着香港执照，雇佣英国人做船长，船头挂米字旗，亚罗号就俨然英国船了，理论上享受英国政府的保护。

第五，按亚罗号在香港的注册日期，1856年9月27日之后，它的香港执照就要失效了。但是按照香港的法令，船舶执照有效期一到，可申请换发，只要于期满前一星期将登记证呈验即可。如果登记的船在海上，那么可延展到它返回香港的时候。事实上这一条执行得有些混乱，有些船只期满一年半载了，都没有重新注册去，照样挂着外国小旗忽悠来忽悠去。本来就是唬人的，所以能唬就行，重新注册不得交费嘛，所以大家能拖就拖。

问题是中国千总梁国定没想那么多，听人举报，亚罗号上有水手是匪，就直接登船去捉拿了。船长肯尼迪制止他拿匪，不成，遂向厦门领事兼广州代办领事巴夏礼报案。巴夏礼一听，认为中国官员太荒唐：第一，这船是在香港注册的，理论上是英国船，享受英国保护；第二，即使船上有中国嫌犯，按照中英《虎门条约》，华官也得照会英官，不能随便捉拿。于是他跑到事发地，要求梁国定按条约执行，把嫌犯带到领事馆去审讯，审讯确实后由英方引渡给中国。梁国定拒绝了，估计没有背过中英《虎门条约》的条文。双方争执间，巴夏礼挨了梁国定手下人一个嘴巴子。就这么一个嘴巴子，战争的阴云笼罩到广州上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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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节：亚罗号事件，巴夏礼恼了（2）

巴夏礼被蒋孟引先生称作〃三个促使战争爆发的人〃之一。这种说法对错各半。没有巴夏礼，第二次鸦片战争也会发生；有了巴夏礼，战争发生的细节就具有了巴氏风格。

巴夏礼，1841年，13岁的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澳门谋生，依靠两个姐姐生活。14岁时，由于会了一点中国话而做了子承父业的英国翻译小马礼逊的童仆。小马礼逊很喜欢小巴夏礼，中英谈判中，把他介绍给了中国钦差耆英。耆英也非常喜欢巴夏礼。按巴夏礼自己的说法，耆英喜欢他的规矩，并且给他糖果吃。说真的，看到这么一个小中国通，一口流利的中文，任谁也会喜欢他的。甚至有传言，比如当时广东南海县令华廷杰就说巴夏礼是耆英的干儿子。

这个传言我们就不要采信了，耆英已经跟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侵华全权公使璞鼎查做了干亲家，给人家儿子做了干爹，再给巴夏礼做干爹，人家耆英一世清名就全完了，给洋鬼子做爹，多么没有民族气节啊。

但是这个巴夏礼却不能小看，他在中国的国土上茁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