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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秉章：把我的谕旨秘密转给三士绅，千万不要让夷人知道。

咸丰又开始玩他的阴阳两手及民为邦本了。

◇欢◇迎访◇问◇BOOK。◇

第86节：广东三绅：将团练进行到底（1）

4．广东三绅：将团练进行到底

由绅士组织的、地方上的自卫力量，叫做团练。广东的团练，并不是起于三元里事件，它们是有传统的了。对于广东民众，日常生活中除了对付传统的中国叛乱之外，还要对付沿海的盗匪以自保身家，所以团练组织自古有之。三元里事件后，广东的团练大大发展。但是政府对于团练，心态是矛盾的：既希望它为自己的社会稳定出力，又怕他们与叛乱分子结合，甚至担心他们自身就会发展成为不稳定力量。

鸦片战争结束后，有个名叫田润的御史向道光上奏，建议大力发展团练，既可御侮，还可节省政府的国防经费。于是道光下发折件，让大家自由讨论。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回复说：英夷虽然就抚，但团练似不可废。只是团练的经费需要大家摊派，乡下愚民，斤斤计较，如果团练头头们再不公正，那就累官病民了。所以，经费让他们自己办，头头让他们自己选，官方不管，也许差不多。

两广总督祁贡回复说：粤民原先勇于私斗，现在把他们引到公义的方向，既能固藩篱，又能节经费，何乐而不为呢？三元里民众歼灭英夷，就是明证。民为邦本，民心坚定，则国势日张，英夷之所惮者在此，咱们之所恃者也在此。接替伊里布到广州做夷务钦差的耆英虽然没有参与讨论，但是把广州1842年11月8日火烧夷馆者之流统统称作〃无赖游棍〃，即民间俗称的〃烂崽〃，对于民间的排外情绪明显持反对意见。凑巧的是，大讨论的前后，刑部与道光正在处理钱江案呢。

钱江，浙江失意文人，鸦片战争之后，发现做团练事业可以名利双收，于是在广州四处忽悠，据说广州火烧夷馆之事就是他领导干的。但是这人是个爱国贼，不但把大家的捐款用于喝酒嫖娼了，还以团练首领的身份闯入总督衙门要挟祁贡总督封他为更大的官。祁贡与巡抚程矞采以造谣生事、煽惑人心、大为地方之害等罪名，把他逮捕并上报道光。道光一看，团练除了用来唬夷人，还可能影响政局……团练，原来它是个双刃剑啊，遂不再倡议团练，但团练并没有消失。相反，他们成为广州反入城的主要力量，以至于耆英夹在民夷中间左右为难，1848年，他灰溜溜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代替他的，是徐广缙。徐广缙不是傻瓜，他知道耆英成了〃广州暴民的牺牲品〃，①于是他采取了与耆英相反的政策，从儒家传统思维出发，试图利用这种团练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在现代敌人之前，是虚幻的，更是自残的。正如魏斐德所言：〃排外的情绪散布开来，徐广缙试图去驾驶它，而在它的背后，人们可以看到圆明园废墟上摇曳的火光〃。②幸亏徐广缙后来也离开了两广总督之职，否则就轮不上叶名琛身败名裂了。徐广缙之后，叶名琛继承了这种儒家衣钵，结果把自己给继承到英夷手里了。

问题是咸丰看不到叶名琛失败的真正根由，正如他看不到清政府对付不了英夷的真正根由一样。他以为，叶名琛失败就败在刚愎自用，没有充分利用民心民力。现在，他想利用民力了。现代化战争，跟民力无关，只跟国力与民心有关。

国力的体现是多方面的，既有硬力量，也有软力量，清政府软硬都没有，没有现代化武器，没有现代的民意政府，没有普世的价值观，整个一三无政府。它靠什么来抵抗外夷呢？

议会的通过就是民心的表现，问题是清政府没有议会，就连传统的民心也不剩多少了。1850年，广西太平叛乱，广东的凌十八支部跟着起义；1854年，广东红巾起义大爆发。按叶名琛自己所说，亲自下令处决了十万叛民。在这种战乱中，团练为了保卫身家，重新兴起，而且官方也开始重新支持团练了。它最冒险的举动，就是打破了回避制，直接让官员回自己老家做团练大臣，利用血缘及关系网，组建团练。后来的湘军、淮军就是按这个套路来的。这个时候的咸丰，把希望寄托在了广州三绅身上。

第一绅是龙元僖，一直做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太常寺卿来着，1853年，被任命为家乡顺德县团练大臣，到家后很受百姓欢迎。问题是，团练的维持需要长期的捐款，百姓的欢迎与支持是有限度的，而绅士们的热情也是有限度的，到最后，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前，捐款早已变成摊派甚至勒索了。以至于魏斐德认为〃战争的迟来削弱了官